陕西省政府及其法人代表―――省长程安东被“平头百姓”告了。

　 西安市中级法院通知原告―――教师张伟和记者王哲，讼案成立、已正式受理立案，将择日公开庭审。此消息已在上周对外公布。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已达11年有余，“民告官”本不鲜见。此案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迄今所有的“民告官” 讼案中，程安东是官阶最高的被告。

　 程安东惹官司，缘于陕西省政府的一项收费行为。陕政［1998］4号文件决定，从1998年元月起，委托当地电信部门“每月对每位手机用户捆绑收缴10元钱的帮困基金”。原告认定，此项已累计收缴30个月的“捆绑收费”于法无据，直接侵犯了陕西数百万手机用户的权益。因而，此官司也就具有了“公益讼案”的意味。不管结局如何，官司本身就是咱老百姓街谈巷议的普法“活教材”。

　 大批职工下岗，的确是政府的一块“心病”。陕西省政府设立“帮困基金”，其出发点无可厚非。问题是“基金”的来源必须于法有据。“来源”合法也不算完事，具体操作过程还得讲究程序合法。这也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之一，要不咋体现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对政府行政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决议、行政规章的强制性约束？

　 读了各家传媒对此事的报道，我个人认为，陕政［1998］4号文件至少与现行的《捐赠法》、《行政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五部民事、民商、行政法律的相关法律条文相悖。

　 《捐赠法》第四条规定：捐赠应是自愿与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陕西捆绑收缴“帮困基金”，事先没有也不可能征得所有手机用户的同意。既然“自愿”根本无从谈起，在“违法也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或“法不责官”心态的驱使下，强行摊派，至少为变相摊派的“帮困基金”当属确定无疑。这是其一。

　 其二，此项基金的征收直接违反了以政府本身作为执法对象的《行政法》。由于陕西省的“红头文件”在实施前，并未事先召开听证会听取手机用户的意见，取得用户的认可，显然有滥用《行政法》赋于政府的“自由裁决权”之嫌，与《行政法》关于“行政法治和行政程序必须公开、行政行为必须适当”的原则相抵触，造成政府强迫用户为之，用户不得不为的侵权后果。因为，倘若有用户拒缴该项“基金”，受政府委托代行行政权力的电信部门惟一可做的逻辑选择只能是，关闭用户的手机，构成电信对用户的“合同侵权”。

　 还有，《价格法》有关于“重大收费、涉及面广的收费应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消费者有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三权”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政府机构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强行搭售行为”的规定等条文、程序，统统都被陕西省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所“忽略”了。因此，省长当被告实属情理之中。

　 另外，省长当被告，还在于社会人文环境―――法治环境的变化。两个“平头百姓”说告就把省长给推上了被告席，这事要是上溯到“极左年代”，甭说告省长，就是给单位的党支书提个意见什么的，说不准还得摊上个“反党”的罪名。同样，放在10年前，就是有人敢告省长，传媒也不敢放着胆儿公开说三道四。诚然，人们仍有充足的理由抱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太慢，但若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分明已感受到法治的理念正在不知不觉中植入国人的心田。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时候耐心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