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目前的歌曲分类法，被柴可夫斯基誉为“最好听的歌”，既不是艺术歌曲，也不是“美声”，只能算做不入流的民歌小调。

　 “三分法”导致千人一面

　 “如果论歌声，小时候听到的农民之歌最令我难忘。不管是在积雪的大地，还在微风吹过的田野上，那农妇的高歌和猎人的轻唱，总是巧妙地进入我心，使我以后任何时候想起来都热泪盈眶。”

　 2000年中国农民歌手大赛即将举行，柴可夫斯基的这段话被写进大赛组委会的文件中。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的歌曲分类法，这些被柴可夫斯基誉为“最好听的歌”，既不是艺术歌曲，也不是“美声”，只能算做不入流的民歌小调。同样，被大多数中国40岁以上的人认为是最好听的《茉莉花》、《康定情歌》、《走西口》、《绣荷包》等歌曲，也处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地位中。

　 在中国农民歌手大赛组委会最近举办的专家座谈会上，众多音乐家、作曲家对于把歌曲分成美声、民族和通俗的“三分法”纷纷表示不满，认为“歌曲好听就是艺术”。

　 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歌唱家吴雁泽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舞台上的五彩缤纷，老一代的歌唱家各具特色，年轻歌手层出不穷。他觉得现在的“三分法”正是造成当年情景不再的原因之一：“我觉得这种分法不是十分科学。因为对我们歌唱者来说，科学的唱法就是一个，就是那么一个能使你发声正确准确的方法。只要它对你合适，管它什么唱法。这些年来，特色暗淡了，人们都在一个套子里挣扎。我常去农村演出，听到一些随意的歌声从农民嘴里唱出，不像现在的卡拉OK那么模式化，但那旋律带着你走，让你陶醉。比如说农民歌手贺玉堂，他不讲究这个那个，但他唱出来的，我认为是科学的、美的。”

　 老词作家张黎也强调，最好不要严格分类了，怎么好听怎么来。这样或许可以使艺术不那么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现在中国的民歌手，特别是女的全一个动静，你在广播里根本听不出是谁唱的。不像过去，马玉涛啊，郭淑珍啊一听就知道是谁。”

　 词作家凯传也极力主张不要搞什么派，也不要将歌曲分类。这些都是当初为了传播方便而弄的权宜之计，现在却不利于我们的创作发挥，也不利于歌唱表演的发挥。

　 作曲家徐沛东根据自己的创作体会认识到，严格的分类导致了艺术上的趋同。比如唱通俗的就认为，我应该这样唱，因为通俗歌手全都是这样，必须在这个模式里，不能出格。他说：“我觉得个性化是艺术的关键。现在机械化、现代化弄得人们一个模子，能唱山歌的嗓子几乎没有了。”

　 歌手僵化源自专家和媒体僵化

　 座谈会上，许多艺术家认为，不仅是歌手被“三分法”束缚住了，就是专家和媒体也不能免俗，全被套在框框里。这是目前歌坛出现僵化的根源。

　 吴雁泽说：“前不久在青年歌手大赛上，有一个对唱，我给打了最高分，有的评委打的是最低分。我不认为他唱得有多完美，而是认为这种特色很少听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新一代的极有特点的明星也许就这样出来了。”

　 艺术家们指出，“三分法”的滥殇，除了专家教授的提倡，媒体的传播也很重要，他们对中央电视台提倡这三种唱法表示了不同意见。

　 老词作家张黎说：“‘三分法’曾被誉为是一种贡献。当然一切都要结合当时情况，当时通俗歌曲出来后，遭到了很大的非难。为了平息这些，有人把歌曲划分了三类，各有其类，互相不打了。这招儿挺好，但也不能指导我们中华民族100年啊。”

　 另外，艺术家们也指出：各电视台争相举行各种晚会和大奖赛，连篇累牍、互相克隆地推出他们心中的“完美歌手”，也是目前歌坛千人一面的原因之一。

　 好听就是艺术

　 我们现在所谓艺术歌曲主要指的是美声唱法。而美声唱法又主要是指意大利歌剧唱法。如果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美声，顾名思义，是一切美好声音的意思，而许多中国民歌有非常高亢柔美的声调，难道不是美好的声音吗？

　 承办2000年中国农民歌手大赛的红地艺术中心总经理、美术评论家罗丽尖锐地指出：中国人自有中国人对歌曲的看法，如果仅是花腔女高音算艺术歌曲，而那些十个中国人有九个会被感动的信天游、蒙古长调、侗族大歌、青海花儿等民歌不算艺术歌曲，那么这样的艺术歌曲很值得怀疑。

　 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顾春雨说：“艺术歌曲的界定现在也没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大家都能赞同的方案，我们希望对艺术歌曲的理解宽泛些。”

　 与会艺术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严格限制，把所有好听的歌声都归为美声，把所有引人向上的好听歌曲都归入艺术歌曲，实际是对有特长、有个性歌手的鼓舞，对敢于创新的激励。长此以往，一个在唱法上百花齐放、在艺术上不那么趋同的时代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