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属于发达国家主导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一定阶段可以参与，可以获利，但处于利益的边缘，而且这一趋势在加强。

　 ■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向应该是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以主动深化开放来化解全球化带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记者： 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黄卫平： 全球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它表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济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对各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结果却有中心－外围结构的存在，利益天平是倾斜的。应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可能因此而付出代价。在今天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有的国家或地区从它们的内部条件出发，只能是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从其内部条件和对外联系出发，则除了具有接受者的身份外，还具有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制造者的身份，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类国家和地区除了被动的一面之外，更具有主动的一面。

　 记者： 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中表现为接受者，还是制造者，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换句话说，哪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其原因是什么？

　 黄卫平： 我认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这就如同19世纪资本主义的英帝国可以打败封建主义的中华大帝国，20世纪帝国主义的英国可以打败民族主义的阿根廷一样。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一个层次结构中的机械设备，在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属于废铁和原料。人们都在讲，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却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却很少有人换一个逆向角度去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本身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成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却集中全力去发展IT产业，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下游市场中的实现呢？

　 在国际经济中，有能力控制要素和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人经济发展的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如果将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运转，可以看到的是，每年大量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不仅带去了凝结在这些学生身上各国支付的人力资本，而且带去了未来美国产业创新的生力军，这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最根本的要素。控制了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向，也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创新的机会、方向与可能。当今世界，美国是全球化中发达国家进行主导的中心，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来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因而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记者： 看来，相对而言，在当今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处于劣势地位。

　 黄卫平： 是的。国际经济一体化、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以知识为背景的高新技术的开发从来就是一个资金智力双密集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抢占制高点，在这方面制定的投资计划多在千亿美元之上，发展中国家绝无可能与之匹敌，更遑论赶超，彼此的经济差距因此不断拉大。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一定的技术阶段，劳动与资金之间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劳动与资金之间的替代程度便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劳动力丰富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地改变，南北差距加大，而且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的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主要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某些研究、生产，就可能赢得机遇，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金桥”。

　 记者： 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表明，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是一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的基础。您认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向应该是什么？

　 黄卫平： 是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并以主动深化开放来化解全球化带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由于发展层次的差异，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大多局限于彼方的所谓“夕阳产业”领域（高技术间的竞争如空间技术，占的比重极为有限），尽管有时显得激烈，却只是互补关系的补充；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则是合作中的竞争，且竞争的态势日趋明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我认为，中国经济欲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需首先与发展层次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吸取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展开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具有了相应的基础后进而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竞争，以取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中，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使双方互利，竞争使双方互促，相辅相成。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强调竞争不行，强调竞争若忽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的竞争，尤其是与周边者的竞争则更不行，竞争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下的竞争将是中国发展、深化对外开放中的最强的时代主旋律，只有竞争的优胜者才有资格成为21世纪乐章演奏者中的首席小提琴手。

　 记者： 面对新世纪新一轮的挑战，中国应如何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以确立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格局中的地位？

　 黄卫平： 首先，作为经济大国，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之一。在保持众多人口的同时，全面提高人口的素质，使得物质丰富、社会有序、生活文明、文化程度极大提高，这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其次，完善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使宏观经济结构完整、先进，经济的主导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决策科学、技术先进，能够自我良性循环。再次，逐渐增强经济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为对于（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的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于（国内外）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最后，关心介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中，应该坚持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的思维，在竞争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