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扎多已时隔4年。

　 当初，北京、深圳、青海三地记者跟着环保志愿者杨欣进到青藏高原腹地治多县，为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选址，路不好走，扎多在治多县等我们好几天，赶到时天已经黑了，没有电，大家就摸着黑谈了半宿。他是索南达杰的秘书，谈得很动感情。

　 以后的4年，青藏公路上有了索南达杰 自然保护站，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和那里濒危的野生动物藏羚羊也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扎多却一直没有消息。

　 今年9月，扎多一下在北京冒出来，他跟“自然之友”组织赴德国考察环保。此时，他在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的任上已经干了两年。

　 访德归来的扎多把自绘的长江源图铺在床上，索加乡所覆盖的长江南源4条支流周围，密密麻麻做了各种标志，又是A、B、C，又是1、2、3，不少地方还插着红旗，代表藏羚羊、雪豹、湿地等保护区，插红旗的地方是扎多自定的施政目标―――牧民家园生态示范区。

　 到过治多的人都知道，索加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进不去出不来。因为是索南达杰的家乡，他牺牲后，很多记者都想进去看看，但没有一个人能成行。扎多每次都举他前任的例子，形容那里交通的闭塞：一年冬天下大雪，乡党委书记从乡里赶到县上，260公里的路竟走了28天。

　 扎多说：“我刚提出在索加设生态示范区时，很多人认为是凑热闹赶时髦。肚子还没吃饱，搞什么环境保护？我让他们算了一笔账，60年代，你家有几口人，现在几口人，再过20年呢？我们那儿人结婚早，结婚了就要分草场，草场越来越少，都占完了，怎么分？过去最好的牧民家想要的就是盖一个漂亮的牦牛帐篷，那不要钱的，从牦牛身上扒下来织出来就行了。现在牧民要盖房子、买太阳能装置、录音机、摩托车，消费欲望是以前的翻倍，但生产手段还是和爷爷奶奶辈时一样，靠多养牛羊来满足，原始的生产手段加大了草场的压力，挤占了原本属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访德期间，扎多一直想搞清楚德国人当初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他问德国环境联合会（NAB）的人，在环境问题上你们最骄傲和最遗憾的是什么？我转了你们这么多的森林，都很美，但为什么听不到鸟叫呢？德国人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告诉他看见的那些树是后来种的，他们也毁掉过不少原始森林，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德国人总反复讲几句话：环境问题我们发现得晚了，很麻烦，代价很贵。

　 扎多说：在我的眼里，现在的德国像一个大花园，人口那么少，海拔也不高，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都比我们好很多，但他们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却非常强烈。接待我们的一些老人在20年前为保护环境还坐过牢。这让我觉得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来发展青藏高原腹地经济的想法是对的。青藏高原腹地的生态已经十分脆弱了，脱贫如果不能和保护同步，后果不堪设想。我这个乡党委书记不会一直做下去，也许明年就卸任了，但牧民家园生态示范村却可以一直做下去。

　 扎多的眼光放在整个青藏高原腹地，他的目标却定得很近：任期内，在索加这个只有4000多人口、居住非常分散的乡里，建成藏羚羊、雪豹、鸟类、藏野驴、野牦牛和一块湿地的保护区，在4个有条件的地方推进生态家园建设。他的示范基地环保教育日程表已经排到了明年。他说：“我要让牧民们知道，最终的利益所在与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