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的一名大学生。常于影视、小说里看见娱乐场所的故事，它们甚至成了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于“黄赌毒”更是频频见于报端。可我没想到，我竟真的踏进去了，并且再也无法平静。

　 7月14日，经中介公司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新街口的一家著名迪厅。广告上说要招男女公关，许诺月薪1－3万，却对 能力没有要求。第一次见面，一个自称经理的让我们16日带上身份证复印件和400元押金去面试，我觉得还挺正式，就交了。他们说押金一个月后退还，之后又以培训和买门票的名义收了350元。

　 他们几乎每天都招新人，众多的年轻人抱着不同目的进来了：有闯京城的，有挣钱娶媳妇儿的，有学生，有刚退伍的军人，有小混混，也有“悟”出“笑贫不笑娼”的所谓现代男人。但大部分人开始都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

　 “经理”一伙有好几个人，手下还有几个喽罗。这帮人颐指气使，为了让新来的听话，经常以武力相威胁，打工的稍有不慎就会挨骂、挨揍。为了巴结这些大哥，打工的几乎跟狗腿子差不多，毕恭毕敬、跑前忙后、点烟送火，甚至狗仗人势。

　 关于我们的工作，一句话，就是异性陪护。陪喝酒、聊天儿、唱歌、跳舞……因为没有规定，所以也没有界限。“公关”们没有工资，自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挣到了要交台费，挣不着拉倒。没有人一开始就愿意从事这种道德上不能接受、法律上要冒风险的职业，可一旦上了贼船就身不由己，脸皮也越来越厚。我看到那些“小姐”浓妆艳抹、故作姿态，为拿小费卖笑脱衣―――这还只是大厅里的事。进了包厢、出了迪厅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少爷”们就更横了，他们觉得傍款姐、富婆是自己的能耐，干得好说明自己帅、壮，何况先出力后拿钱理直气壮。

　 7月下旬，《北京晚报》登了几家歌厅被查的消息。第二天他们就宣布放假。我意识到，这种工作是违法的，想把押金要回来。8月中旬，我找“经理”要钱，他反复推脱，最后连人都不见了。于是，班主任和我找到了迪厅，保安说“经理”跟本就不是里面的人，“经理”的同伙儿也说他是个骗子。至此，我才明白这纯粹是一个骗局。

　 事后细算，被骗的人至少在一百人以上，几天内我能记清面孔的就有二十多个。也就是说，他们诈骗的金额已接近10万元。

　 8月22日，我到西城分局刑警队报案，刑警队不予受理，说是管辖权不对。《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机关接到报案都应受理；北京市公安局也明确规定，县级以下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必须受理、不得推诿。换句话说，报案是不存在管辖权问题的，只有立案、破案才有管辖权。可人家警察愣是告诉我，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我没报成案，倒是让警察从上到下把我教育了一通。

　 第二天，我来到新街口派出所―――这回管辖权总算对了。一位警察接待了我，三句话不到就问我：当初为什么不报案？为什么拖到现在？接着又说我觉悟有问题，没有社会正义感。最后，警察让我回去等。这一回就是7天。法律规定，如果不立案，需在7日内答复。因此，29日我再次赶到派出所询问立案情况。警察说，派出所没有立案权（这是实情，可派出所也没有申请立案）。接着又把问题绕到不能在7天之内破案上。没办法，警察让我等我就等吧。

　 这一等又是20天。9月21日，我第四次来到派出所。警察告诉我案子已移交给派出所的片儿警了，没有进一步情况。当我问是否已申请立案时，他居然说从没听说办案有这一程序―――我算是服了他了，警察都这样依法办案吗？

　 他还说，“派出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如今谁不忙？何况，忙就能不办案吗？谁都知道，这种案子越拖越说不清（不管什么案子，久拖不为都不合法）。可警察就是能拖，还准备继续拖下去。而迪厅就在派出所斜对面。

　 团总支书记知道此事后，让我尽社会责任，可我没想到报案比作案还难。作为大学生，我想讨回自己的权利，也想让这帮人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我想，此迪厅每天晚上门口黑压压一片“鸡鸭”，还能在派出所对面红红火火，不是没有原因的。

　 （应来信人要求，此处隐去了他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