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来属“公众”

　 从远古先民岩画开始的中国壁画，经春秋战国宫殿壁画、汉唐墓室壁画、南北朝洞窟壁画、元明寺观壁画，奠定了在世界大家庭中壁画古国、大国的地位。

　 壁画是中国文明的见证，又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中国的古代壁画如始建于东晋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山西运城的元代永乐宫壁画是东方壁画艺术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所包含的人生、宗教、哲理的丰富内容和高超的绘画技巧，世人瞩目，享誉世界。但自宋以来，文人画的兴起，画家中的高手逐渐退出壁画创作，醉心于在宣纸上挥笔洒墨，更自由地表达个人情绪，中国的壁画就逐渐衰落。从这里反观壁画，不难看出它和画家的个性有些矛盾。因为壁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面向“公众”的作品，这些画在墙壁上的画都是为了给众人看的，即使是画在墓室里的壁画，墓主人的目的也是向众鬼神炫耀自己的身份，都有着明显的面向“公众”“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进行明确的精神引导。壁画作为建筑和环境的美化，在当初并非是有意的作为，只是随着人们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才被重视和应用起来。此时，欧美国家的壁画走到了我们前面。尽管如此，以审美、愉悦功能为主的近现代壁画，虽然更多含涵了画家的个性和风格，但画家在创作时仍然不得不与公众分享其设计理念或考虑其作品与建筑的功能和环境相适应，以使壁画在完成之时，在审美的理解和接受方面，产生画家与观赏者的双向互动。因此，近现代的壁画仍然保持着时尚通俗的公众性。

　 正值春风得意时

　 中国当代壁画在抗战前后已有发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更得到政府重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立了壁画专业，有计划地培养壁画人才，但毕竟由于国力所限，也只在北京天文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处偶有壁画，凤毛麟角而已。“大跃进”年代的城乡群众壁画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出现了不少壁画，但和“大跃进”本身的浮夸一样，过后就烟消云散。当代中国壁画的复兴，始于70年代后期首都机场壁画群的诞生。张仃创作的《哪吒闹海》、袁运甫创作的《生命的赞歌―泼水节》等9幅大型壁画，被日本著名艺术评论家桑原住雄誉为中国国势走向昌隆的象征，“是期望明显的、新的脱胎换骨的转变和飞跃的尝试。”此后20多年里，全国许多城市建筑的公共场所，都有不同样式的壁画出现，尤其是头10年，壁画作者克服许多创作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意识尚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的困惑，创作了许多难得的好作品。如北京饭店大餐厅中刘秉江、周菱合作的丙烯彩绘壁画《创造？收获？欢乐》等，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女作家科思夫人在《新中国的绘画》一书中，把《创造？收获？欢乐》介绍给西方读者时称：“这幅大壁画的艺术性，把中国现代壁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幅壁画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美国“富士杯”20世纪末亚太艺术大赛银奖。期间，我国还有一些壁画作品走出国门，竖立在一些友好国家的城市里，获得好评。如在拥有1500余幅壁画作品的美国洛杉矶城的市政“大墙无限，邻里骄傲”壁画计划中，张世彦的《兰亭书圣》、萧惠祥的《金凤凰起飞》即于其中。后10年的壁画创作，数量和样式不少，题材趋于多样，使用的材料，已不限于绘画材料，更多地应用木石、金属、玻璃等硬质建筑材料和纤维等软质材料，从平面趋于立体，而且开始从室内走向室外。如侯一民等创作的石材浮雕壁画《世界文明》即是一例。

　 观念尚须转变

　 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壁画创作始终处于“补壁”的从属地位，没有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得到通盘考虑，并且由于不正当的竞争，滥竽充数之作充斥于市，而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却因建筑物业主进行二次装修时被毁，包括《创造？收获？欢乐》、《狩猎图》这样在当代美术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作品也不能幸免予难，而能像北京华都饭店那样，把饭店里的名家壁画的价值看得比建筑本身还值钱的单位还属少数。这种看待壁画艺术地位的观念，和近年我国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很不相应。壁画，和城市雕塑一样，作为公众艺术，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起着体现城市文化品位、文明水平、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作用，更有美化环境、缓解现代城市人们紧张心理的功能，而且仍然在人们的精神引导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的作用，因此，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重视。

　 近日，中国当代壁画艺术座谈会在京举行，各地的40多位壁画家，对壁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等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我们期待着，中国当代壁画将在21世纪重振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