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开影碟店的关玉民现在觉得，有时候，法律对人也是很无助的，即使从情理、法理的角度讲，你都可能站在正义的一面。

　 她被一口咬上了

　 对于34岁的关而言，一切都来得太不可思议。

　 今年6月15日，正在秦皇岛的关玉民忽然接到姐姐从遵义打来的电话，称当天早上，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防疫站人员通知她们，当地一男青年被查出血液中携带了一种特殊病毒，由于怀疑此人与关玉民曾有亲密接触，因此，需令其进行相应检查，防止病毒继续传播。

　 放下电话，关玉民脑海一片空白。“特殊病毒”是不是就是爱滋病毒？自己两年前已离异，此后从未与人发生过不正常关系啊。

　 后来，关玉民才知道，“爱滋病”是如何找上门来的。

　 那是5月下旬的一天，南宫山片区铁路职工集体到遵义市中心血站献血。结果，血站发现一个叫刘欣（化名）的未婚职工携带了爱滋病毒。在寻找病源的调查中，24岁的刘称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去年夏天，曾和关玉民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三次血检还清白

　 很快，“关玉民得了爱滋病”的小道消息在当地乃至川黔铁路沿线传了开来，广为人知。更有甚者，还谣传她犯下了一起刑事案件，潜逃在外。

　 于是，关家姊妹走到哪儿，都开始有人避而远之。上班时，耳朵里也时不时会飘进些冷言冷语，全家人心理压力极大，几乎抬不起头。

　 6月19日，为还自己清白，关玉民到秦皇岛市卫生防疫站作了第一次血检，检验结果呈阴性。然而，鉴于化验单传真件姓名有更改痕迹等原因，红花岗区防疫站怀疑此化验的真实性。

　 6月23日，关专程赴北京爱滋病监测检验中心作第二次血检，结果同样为“HIV抗体阴性”。而红花岗区防疫站仍然坚持其必须回遵义再作血检。

　 投入了多年积蓄的生意开张没多久，就难以再坚持下去了。关玉民整日以泪洗面，一死了之的念头一次次在脑海里飘过，每晚，都要从梦中大喊大叫地惊醒好几回。生怕她会真的想不开，表姐也只得放下手中的事，形影不离地跟着她。

　 她说，她永远无法忘记，那天在中巴车上，一位相识的妇女惊慌地一把将旁边座位上的孩子抱开。在人们眼里，她的归来与恶魔入侵无异。

　 7月8日，关来到红花岗区防疫站接受第三次血检。她同样无法忘记，在那里，她坐的凳子被垫了厚厚一层报纸。

　 还是阴性！这一回，面对亲手化验的结果，人们无话可说。重新找回清白的关玉民霎那间再次痛哭失声。

　 法律也有无奈时

　 遗憾的是，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因科学的检验结果而消除。时至今日，竟然仍有人说：“无风不起浪，关玉民的生活本身就不检点”。

　 关玉民想到了运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讨回名誉。

　 从红花岗区防疫站出来，她就找到了遵义市名城律师事务所的陈光国律师。然而，当陈律师几经奔走下来，却发现在“到底是哪个环节走漏了消息、传播了谣言”这个关键性问题上，相关证据的搜集非常困难。因此，甚至连最基本的起诉对象都无法确定，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关玉民说，她和刘欣是以前在遵义市内一家酒店打工认识的，但从未发生任何性关系。今年年初，刘到她的影碟店租碟子，突然抱住她，欲行不轨，遭到坚决拒绝，此后双方就没啥往来了。天知道他咋会血口喷人。

　 但是，能起诉他吗？陈光国告诉记者：“从实际经过看，他指认关与自己有性关系，不是故意向社会散布，而是在防疫部门向其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反映的，即使失实，法律上也没有追究责任的明确规定。”

　 陈还认为，刘已感染了爱滋病毒，本身也是受害者，将其送上法庭，一旦其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后果不堪设想。据悉，当地法院有些人士亦持同一观点。

　 那么，是防疫部门出了问题吗？陈的调查显示，从贵阳铁路分局防疫站获知刘反映的情况，到向贵州省防疫站汇报，省防疫站再逐级通知遵义市防疫站、红花岗区防疫站查找关玉民，整个过程很严密，不会走漏消息。如果说防疫部门有不当之处，不过就是在检验结果出来后，可能出于某些顾虑，没有向关提供化验单原件或复印件，侵犯了其知情权。

　 除了从正面保护关名誉的一纸律师声明外，陈坦承，通过法律为关讨说法的希望非常渺茫。

　 “谣言肆无忌惮，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起诉谣言。”11月13日上午，在那间狭小的影碟店里，关玉民面对记者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