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烽掏出几根铅笔递给我。乍一看，这些笔跟普通铅笔没两样。但仔细一看才发现笔杆“外衣”是浅灰色的，影影绰绰有些旧报纸的痕迹。原来这些笔笔杆并非木质，而是废报纸做的。
“别看是报纸做的，根本不怕水浸。”刘飞快地将笔往满满一杯茶水里一浸。一个钟头后，他捞出茶水里的笔，用小转笔刀三转两转
就削好了。
“这笔不会断芯、不怕水浸、不怕摔。不信，你摔摔看。”刘烽说。
用废报纸做铅笔杆，省下不少木材，这事儿挺新鲜。
300年前，采炼石墨的英国矿工采出条状石墨，用两块树皮夹住，拿小绳一绑做成了笔。以后法国人在两片对贴的木片中间开一小槽，将石墨放在里面，样子就像现在的铅笔。300多年过去，“笔家族”日益扩大，各种款式的笔纷纷面世，但铅笔始终没被淘汰。
有统计表明：地球上每人平均一年用掉铅笔2．5支，一个80岁的人一生所用的铅笔或许能有200支。目前，全球年生产铅笔120亿支。而其中的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年产60多亿支铅笔，其中出口量占了66％。
但在“最大”的“自豪”后面却是令人痛心的事实：每年伴随60亿支铅笔诞生的是20多万立方米优质椴木的消亡，由此耗费的木材价值3亿多人民币。
有没有替代资源？
广州郊区一间普通的铅笔厂里，一张废报纸变成6支铅笔的过程颇像变魔术：把报纸1分为6，将铅笔芯卷粘到其中一张纸的切段，淋上特殊胶水，压紧、烘干、上漆，不出几分钟一支铅笔制好了。
看似简单的生产过程，背后却是一段艰辛创业路。
1995年，刘烽到贵州出差无意间听说，当地有人发明了用废报做铅笔，这项发明已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在安顺等地建厂投产了。刘烽闻讯眼前一亮：“老外重视环保讲究废物利用，这个项目首先就有海外市场。”
刘赶到安顺，看了样品，谈妥合作意向。但是第一笔美国订单就让刘烽心凉了半截―――“从来没见过这么差的货！”不仅连正规包装箱都没有，铅笔本身也长短不一，粗细不一，松紧不一。
1996年，刘烽毅然以30万元从贵州买断了这项专利，他的惠林环保铅笔有限公司随后在广州落户，他还给本厂的铅笔起了个洋名―――“SAVE－FOREST”即“拯救森林”。
然而两年半中一支铅笔也没卖出去。
他关起厂门做技术改造。投入180万元，笔的质量有了一些改善，有人说，凑合卖吧。刘烽死活不同意：“我的字典里没有‘将就’和‘凑合’。”
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又追加了100万元，终于看到了曙光。
1999年6月5日，广州天河区政府搞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给刘烽一个免费展位。这种新奇的铅笔很快就引来了众人好奇的目光。随后，小小铅笔占据了羊城各大媒体的显眼版位，一时间成“铅笔明星”。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局很快来了订单：每学期至少需要180万支。香港环保署定制了大批礼品笔，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家环保总局……订单蜂拥而至。
今年3月份，刘烽带着环保铅笔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在“地球2000国际环保产品博览会”上，他的展台头一天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加拿大CBC电视台在当日新闻里把环保铅笔大大赞美了一番。
我问刘烽，60多岁的人真的有什么环保情结？
刘烽没回答这个问题，聊起别的事：
“我在黄浦江边长大，经常见很多人在江边钓鱼；过几年，见有人用网兜在江中兜鱼。现在黄浦江还有鱼吗？没有！只剩漆黑发臭的江水。因为工作，我几乎走遍南北。那时候旅行吃饭用铝饭盒，头一回用上白色泡沫饭盒，满心高兴―――多干净方便呀！没过几年，坐火车沿途一看，铁路边、农田里、山坡上、水塘里，到处全是丢弃的泡沫饭盒，这才知道这就是白色污染呀！”
刘的这番话是在告诉我，破坏环境，往往都是些不经意甚至微不足道的行为。就像废旧报纸，谁周围没几张？看完报纸随手一丢。“独独没多少人想过，拿一张废旧报纸，能包装出6支独具个性的铅笔！”
刘烽算了一笔账：中国年产60亿支铅笔，一年用掉20多万立方米椴木，椴木每立方1500元；用旧报做笔杆，每吨旧报可抵掉5立方米椴木，而一吨旧报仅需1000元。如果国内200多家铅笔厂全部改产环保笔，每年成本仅需原先的10％。“何况，地球上的木材资源越来越少，一两毛钱一支的环保笔，绝对能占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