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找回特殊的记忆―――跨世纪时刻的特殊感觉

　 记者：在走完一个世纪的行程之后，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时段概念，所以人们都想说点什么。最近我花了几天的时间，看了那部长达143集、29张光盘的大型文献片《百年叱咤风云录》，觉得它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展示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作为这部片子的中文版总撰稿人，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陈晋：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由于片子原版是英国BBC广播公司做的，自然挟带着西方的视野和观念，因此，参与中文版的创作过程，我始终有一种进行历史对话的感觉。我们做的工作，是按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改写解说词，有的还需要进行结构和线索方面的调整。原片是地道的纪录片，为了改变节目形态，这就需要为主持人撰写有关背景故事和评论性的话语，使一般观众看起来更能接受一些。另外，原片只有一集说到中国，而且还不是很真实和周详，我们觉得应该把中国参与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面貌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告诉观众，这样便新作了5集。

　 记者：这个片子好像是从1998年4月开始在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吧？

　 陈晋：是的，一直到1999年12月底播完，反映非常不错。这是一种沉下来回望历史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奇妙感觉，也可以说是站在世纪的尾梢，经历了一场难得的历史的对话和心灵的交流。

　 记者：你说的历史的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陈晋：首先是作为中国学人在“阅读”西方电视媒体关于20世纪的“世界观”和“中国观”时，感到一种震撼。我们一直认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并刻骨铭心地追求现代化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总是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分不开的。

　 记者：难道，西方媒体不是这样看的吗？

　 陈晋：这确实需要打折扣了。在原版片子里，关于中国巨变的情况常常是语焉不详，仅有的一集，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的这段历史。也许，在他们的视野和观念里，这是中国在20世纪最值得叙述的现象。原版作于90年代前期，参与制作的人也应当是知识分子了。西方人对20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真实情况的陌生，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在20世纪推翻皇权帝制的革命，开辟新纪元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位置，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前期已经进行了十余年，这些，在原片中都没有构成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剩下的只是一个被称为“红色中国”的陡然出现。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毫无意义地要为中国争个什么，或苛求别人应该怎样，我只是体会到了中西方双向了解的巨大的和必然的差异。作为中国学人，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差异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记者：是不是意味着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差异所带来的历史叙述方式和取材的差异，或者说，在20世纪，引领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对我们、甚至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要远比我们对西方的认同淡化得多。

　 陈晋：对，这是最直观的也是必然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融入世界现代民族之林，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行程。对我们来说，经历一个世纪之后，这也未必就已经是一个完结了的行程。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总是和全球化走向连接在一起的。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两跳，而我们从农业社会往工业社会的这一跳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不得不进行第二跳。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显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且，在具体环节的操作上，甚至在观念思想的转变上，我们的“紧跟”和“跳越”，也很难说是“万事俱备”了的。

　 记者：如果说20世纪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一个时段概念，还有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东西，也是更深沉的东西，你认为是什么东西呢？

　 陈晋：这的确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回味。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记忆；民族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没有记忆的人类是不可想象的。失去记忆的民族，或者说不善于在人类的记忆中吸取经验的民族，很难说真正融入和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类似于《百年叱咤风云录》这样的片子，如果说原版是西方民族对20世纪人类历史的记忆，那么，中文版的创作，就是试图在对话和交流中融进我们民族的记忆。善待历史，才会有更好的未来。进入新世纪了，不是说一声跨越，就真的可以和过去告别，怎能不挟带有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呢？

　 记者：那样的话，所谓跨世纪，也就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时间概念了。

　 下篇：创新―――20世纪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

　 记者：20世纪恢弘的历史的确让人心生敬意。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两年来，围绕“20世纪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样的话题，有不少学者和文章立足于中国的角度，作了一些梳理，诸如紧跟世界进步潮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和平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等等。我想问的，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在参与创作中文版《百年叱咤风云录》的过程中，你认为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回味的又是什么呢？

　 陈晋：你上面说的学者们的各种提法，都有道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感受。我的体会是，还可以往根上挖一挖。20世纪人类文明的创造为什么这样辉煌？如果以百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至今不知走过了多少个百年。开始的时候，人类进步的方式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后是慢慢地站起来走，到近代的500年，便是在跑了，而这最后的一百年呢，却无疑是在飞。正像这部片子说到的，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莱特兄弟，用木架、铁丝和布料，制造了一种飞行器，虽然只在空中飞了12秒钟，但对人类来说，这是献给20世纪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人类进步方式从“跑”到“飞”的助推动力是什么？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科技。但支撑科技进步的杠杆是什么呢？我以为最有普遍意义的是思想的解放和创新。无论是自然科技领域还是人文社会领域，莫不如此。创新不仅是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关键因素。就像失去记忆的民族没有希望一样，缺少创新的民族，前途也不是乐观的。

　 记者：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们在序篇第一集《同行百年》里为主持人写的第一句话，“从哪儿开始呢？就让我们从‘上帝’开始吧。因为一百年前，一个哲学家对人类说了这样一句话：‘上帝死了’。这位哲学家叫尼采，他死的那一年，正好是1900年。”当时听了觉得很是意味深长。

　 陈晋：这里的“上帝”，自然是泛指那些束缚人们思想创新的东西。正是有了思想解放这个前提，人类在20世纪爆发出连自身都难以相信的创造力，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新奇、陌生。因此，如果要问在20世纪，是谁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我想，最好的回答，是在“上帝”死后迸发出来的创新精神。

　 记者：具体说来，你认为人类在20世纪的创新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陈晋：科技、工业领域的创新，似乎不用多说了。我想说一下人文领域的创新风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20世纪是一个思想创新的时代。这主要是以思想家的层出不穷和思想观念的庞大繁杂为其表征。从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的发掘，到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从爱因斯坦对时空关系的探讨，到霍金对宇宙成因的细究；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痴迷，到巴特对文本符号的解析；从鲁迅对中国旧道德和不合适宜的国民性的质疑和解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批判；从为资本主义繁荣精心设计轨道的凯恩斯，到对货币作用有清醒认识的的弗里德曼……这些看起来似乎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现象，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众多的思想者与多元的学派和思潮，才可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才有了人类在各个领域进行创新的人文土壤。在回望20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到创新的结果，而忽略赋予创新以灵魂激情，给创新装上飞翔翅膀的科学和文化氛围。

　 记者：从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巨变来看，同样也有一个不断创新的问题。

　 陈晋：说世界，自然也包括中国。中国之所以在这个世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究其根本，同样与思想领域的创新分不开的。仅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革命”这个现代政治词汇，是随着孙中山的活动一道进入20世纪的。过去的政治变局，不是王朝更替，就是原有体制内的改良维新。正是思想解放的孙中山，在体制外大呼革命，不要皇帝，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这样推翻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历史巨变，使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相应的体制前提。接下来的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和创新的运动，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相应的人文精神前提。同样，也是因为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思想上的解放和创新，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可靠的政治前提和国际地位。再后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开辟新道路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很难说有这么快，更明显的是，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体制创新过程。在走近新世纪的进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提出“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战略思想，中国在跨世纪的征程中战胜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记者：的确，如果不把握住创新在20世纪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别意义，就很难说我们寻到了历史的真实。

　 陈晋：不独中国如此，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的体制创新中才求得发展的。1929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以后，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西方国家大多加强了“国家干预”，在市场自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到当前西方许多政治家倡导推崇的“第三条道路”，莫不如此。）此外，资本主义还认识到垄断的危害，注意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而使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不少西方国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体制，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使之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

　 记者：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20世纪人类进步留给下个世纪的最大财富，就是创新精神、创新勇气和创新能力。问题是，创新不应该是没有来头的举动，它总需要动力和标准。

　 陈晋：我想，创新的动力，说白了，就是解决难题。有一个坎挡住了你的前进，就要设法克服，用传统的办法不行，就逼着你采用新思路。所谓创新，无非是这么来的。至于衡量创新得当与否的标准，很明确，还是那个老词：实践。举一个例子，股份制刚刚在西方出现的时候，西方的一些传统的政治家却认为它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不能采用。结果，这种经济资源组合方式确实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才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模式，使之被制度化地确定下来。在中国，80年代中后期股份制试点的时候，一些人也有些犹豫，觉得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担心用它不好。由此引发邓小平的思考，提出应该大胆地试。实践证明，股份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见，创新的本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作出新的选择和新的探索、新的实践，从而达到新的认识。

　 记者：在今天，当我们一抬脚就迈进21世纪新门槛的时候，似乎格外地需要继承20世纪留给我们的创新精神这笔财富。

　 陈晋：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趋势面前，应该是主动的创新，而不是被动地适应。人们往往是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才另寻出路，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屡见不鲜。如果还是这样，会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因此，应当有未雨绸缪的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思路。当然，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创新更不意味着全面的趋同，这是要格外说明的。

　 （《百年叱咤风云录》（中文版）VCD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