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互联网等新经济形式已出现，但目前我国整个经济结构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主，一些陈旧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仍制约着新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的企业竞争中，传统企业必须迎接新经济的革命，否则就会被甩在后面。

　 新经济的优越性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一项调查显示，1999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68％，年产值达到5070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相比之下，中国的新经济差距在哪里，该怎么办？

　 ■拥抱新世纪系列访谈之三

　 段永基　1946年7月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北京市中学任教；1979年重返校园，获北京航空学院硕士学位；1982年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正式加入四通公司，后担任公司董事长，现担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制度创新永远重于技术创新

　 记者：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新经济”的出现，将加剧新旧经济的交替，如果谁对此无动于衷，就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您认为新经济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什么？

　 段永基：什么是真正的“新经济”？关键要看对“新经济”这个概念怎样描述。不少人把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与新经济混为一谈，其实我认为这三者是内涵不一样的三种概念。“新经济”来自三种力量：一是来自于全球经济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二是来自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三是来自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三种力量带来了新经济，带来了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更引发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永远重于技术创新，而没有制度创新，也就没有新经济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向制度创新的目标迈进，新经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我们很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丧失机遇。

　 记者：您曾说过，中关村要想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园区，成为中国的“硅谷”，尚缺乏三个要素，其中首要一条就是给创业者产权，这是不是一种制度创新？中关村近期一系列大动作出台，如生命科学园的建立等，表明新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仍有人担心，机制和制度等瓶颈问题不能解决，中关村还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您怎么看？

　 段永基：中关村地区人才高度密集，世界罕见，但人才优势不等于创新的活力和创业的动力。中关村还需要有一种激励机制，使人才被激发起来。

　 我曾多次举到一个例子。我们学初中化学时，讲化学反应程度决定于浓度。等到了大学，才知道化学反应程度不决定于浓度，而是决定于活度。而活度等于什么，活度等于浓度乘以活度系数。这个理论放到人才领域也是适用的，浓度相当于人才密集度，而活度系数就是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激励机制。

　 激励分为多种层次，而其中最根本、最原始、最重要的是产权激励。任何创新的人、创业的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对他所创造的效益和成果有支配权。支配权靠什么来保障，从法律上说就是产权。

　 除了机制问题，还有制度层面的问题。就中关村而言，高科技有了，创业板也快有了，但缺少风险投资，资金缺口很大。只有靠投融资体制不断创新，才能吸引来更多的风险投资，才能吸引老百姓将银行的钱拿出来，支持中关村。中关村亟待投融资体制的重大改革。比如开放民间投资、私人投资，鼓励民间和私人向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投资。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怎么退出的问题，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支撑体系。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中关村需要的创业软环境。中国的人才质量是很高的，关键是有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中关村应该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应有宽容理解的氛围，有允许失败的机制。吸引人才最主要的是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创新的潜力有多大，所以我提出中关村应是创业者的乐园、创新者的天堂、企业家的天堂。创业软环境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创业文化，即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文化；第二是指中介服务。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全国，为科技创业人才提供各类市场、金融、法律、信息等服务的中介机构数量稀少、水平不高，亟待进一步强化。

　 上面所述机制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将是制约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中国能抓住新经济的机遇吗

　 记者：《2000年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显示：行业电子商务目前呈现出十多个发展热点：证券、教育、旅游、房地产、IT、媒体等等，已有两万多网站建立，初步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群体，从中关村再放眼全国，您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能抓住新经济的机遇吗？

　 段永基：关键是我们如何真正掌握新经济的精髓和本质。这首先要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理解。

　 90年代初，计划体制在一些国家崩溃，所有经济系统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因素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冲击着资金的流动。由此高科技企业全球范围获得资金的机会越来越多，比如1990年至1995年，美国硅谷每年吸引风险投资150亿美元；从1996年开始，硅谷吸引风险投资额急剧膨胀，至今已吸引近1000亿美元。传统经济可以降低制造成本，但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除了制造成本，还有转换成本。所谓转换成本，包括工厂内部技术人员、工人、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和批发商、零售商、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举例说，在美国，传统工业经济比如采矿业，转换成本是25％～30％，而金融行业转换成本达70％。新经济能够降低转换成本，在提高效率上表现出极强生命力。

　 中国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从扩展型到效益型，从外延型到内涵型，充分利用新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管理和服务体系，降低转换成本。比如我自己原先在航空部门，航空业发展到今天，依靠各种最新的信息技术，已经实现了飞跃发展。还比如现在政府上网、银行上网等，许多与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在享受新经济带来的更快捷、方便的服务。

　 可见新经济更以应用和服务为重点。我们制造PC机并不比美国差多少，但在应用和服务等方面至少落后20年，严重影响了发展的质量。

　 尽管中国互联网等新经济形式在中国已出现，但目前整个经济结构还主要是以传统经济为主，许多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制度，都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企业争夺中，传统企业必须迎接新经济的革命，否则就会被甩在后面。

　 新经济的优越已经在美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验证。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1999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68％，年产值达到5070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1999年美国新上市的网络公司市场价值达702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互联网产业市场总值的一半以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如此巨额财富，是美国任何其他产业和技术行业都难以比拟的。

　 相比之下，中国新经济要缩短差距任务还相当艰巨。

　 新经济的本质是服务经济

　 记者：作为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自然最领“新经济”风气之先。从90年代独领风骚的“四（通）方（正）联（想）”，到千年交替之际杀出的“新（浪）、（网）易、（搜）狐”，人们十分关注究竟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新经济”，请您谈谈具体的体会和感想。

　 段永基：相比于传统产品经济，新经济某种意义上是服务经济，不仅重视产品的制造开发，而且重视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服务经济就是在如何降低转换成本上下功夫。新经济中包括网络、数字技术在内的许多高新技术，其实是更快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传统经济可以概括为产品经济，以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为核心，包括过去的四通、方正和联想都是这样。而新经济的本质是服务经济，是为用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搭设一个服务平台。

　 以前我们只承认产品价值，不承认服务价值；只承认硬的东西，不承认软的东西，认为软件是硬件的陪衬。因此，中国目前的市场还不成熟，还没有完成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地区还没有产生一个明显有代表性的企业，谁能成为这方面的龙头老大，现在还看不出来。

　 记者：新经济本质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围绕人的知识和智慧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或制度环境。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力资本已经被社会和企业高度评价，甚至超过货币资本。据我所知，中关村正计划建立人力资源、创业孵化等7大服务体系，请您举例谈谈体会和感受。

　 段永基：我们公司十分重视人力资源，每一个职工都知道这样的企业训条：我们不求福利待遇和工资最高，这里是帮助有志者成就自己梦想的公司。我们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实现，对人才使用打破常规，不拘一格。

　 比如我的两个年轻副总就是不拘一格用的人才。翁振杰，去年9月他还在部队，我认识他以后，10月进公司，今年就被提拔为负责销售的副总。丁传宽，以前我在四通公司的时候，他是一名普通办事员，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干上来，现在是负责金融投资的副总。

　 当然，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

　 题图照片：本报记者　石洪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