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国家应该改变国民生产总值按GDP统计的方法，因为这种统计方法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真实的统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用新的统计方法，就是包括生态统计在内的统计。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要扣除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

　 “依法行政的能力弱是我们一直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主要方面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执法的力量和强度还不够。”

　 本报今天刊登本报记者孙凯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的访谈———《环境：人类只有一个家园》

　 （照片：李斌摄）

　 曲格平　现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主要著作有《世界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困难与选择》、《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等。1987年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质奖章”；1992年获联合国环境大奖；1999年获日本旭硝子基金会“蓝色星球奖”。

　 国家应改变国民生产总值按GDP统计的方法

　 记者：您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得失如何评价？

　 曲格平：回顾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总体发展道路大体一致。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留下许多创伤。20世纪，特别是后20年，中国由贫穷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但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局面。

　 记者：对这种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局面，您认为整个社会的认知程度如何？

　 曲格平：我认为人们的这种认知程度不是非常高。我一直主张国家应该改变国民生产总值按GDP统计的方法，因为这种统计方法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真实的统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用新的统计方法，就是包括生态统计在内的统计。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要扣除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中国也应朝这个方向转变。可以实行两本账：一本按传统的GDP法计算，供与国际比较用；一本包括生态环境的统计，供国内用，特别是供各级政府领导用。如果实行这种统计，会使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人大吃一惊。因为很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扣除掉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破坏损失后会大大减少，人们将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再推行下去了。

　 环保工作要在新世纪抓住三大机遇

　 记者：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我们面临着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形势，这既是难得的机遇，也存在一定风险。您认为应该怎样抓住机遇，化解风险，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及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曲格平：这是新世纪对我们的考验。我认为我们有三大机遇：第一个机遇是，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循环经济倡导的则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在西方国家，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有些国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以德国为例，在GDP增长两倍多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却减少了近75％，收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结果。

　 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是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呈现出的两大新态势。中国必须紧紧跟踪这一新的动向，才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用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中国加入WTO，会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有何影响？

　 曲格平：我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机遇。调整经济结构是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的最有效方法。原西德在70年代利用结构调整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本也是在70年代利用结构调整，将污染比较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取得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结果。美国从7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也在经济与环境领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入世的机遇，我国可以大力进行结构调整，将低效益、重污染、高消耗、高污染等传统工业淘汰出局，替代以高新技术产业。

　 农业造成的面污染源（简称面源，亦称非点污染源，是污染源的一种类型）是一个环境难题。入世后，农业产品税要减，对小麦、粟米、稻米及棉花要开放市场，这就使一些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势必会导致粮食大量进口。这就意味着减少农业用地，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减少白色污染，有助于解决农业面污染源问题。

　 第三个机遇是如何在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中有预见地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只有当大多数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可以说基本完成。而中国至今远未完成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出现了一个高峰阶段，城市人口已由1978年的1．7亿增长到1998年的3．7亿，20年间增加了两亿人，形成了一批特大城市和一大批中小城市和城镇，在沿海和中部地区形成了数个城市密集的城市群和城市带。但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产业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当的问题仍然比较普遍，不少城市缺乏远见，追求短期产值增长，盲目发展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在城区竟然建立了许多工厂特别是污染严重的工厂，加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种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布局不合理问题，绝非短期的补救性治理措施所能解决的，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

　 今后10年中，中国城市人口有可能再翻一番，所以必须及早抓好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出现重大转折

　 记者：即便有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在前，我们还是陷入了这一怪圈。到了本世纪末，我国的水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已经严峻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地步。在新的世纪里，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普遍的看法是会继续恶化。您对此有何评价？

　 曲格平：现在环境界、经济界普遍对中国环境问题忧虑重重。对此，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我还是看好下世纪的前景。

　 记者：一个月前，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说：“我国的水污染问题在普遍加剧，水污染使仅有的水源逐渐不能使用。这种局面特别紧迫。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因此将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曲格平：环境的好坏不能看一时一事。我认为，从20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折。生态环境本身没有发生重大转折，但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首先，我们开始以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国民经济发展。以前我们一直实行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抛弃了它，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转折。第二，1998年大洪水之后，中央及时总结教训，做出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的决策。第三，九五期间，对国民经济实行战略调整，对高污染、原料性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关停速度是从来没有过的。第四，我国实行了对大江大河、重点工程的治理。第五，实行了“一控双达标”。

　 历史的经验证明，国民经济调整是会对环境保护产生巨大影响的。在20世纪，虽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但能有这样的思路与做法，是很了不起的。我讲的这几条，是长远的。如果这个不变，我坚信中国的环境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记者：您认为下个世纪，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曲格平：目前大政方针都有了，但一定要具体化，要抓落实。依法行政的能力弱是我们一直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主要方面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执法的力量和强度还不够。

　 （题图：李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