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000年12月25日“青年话题”版《公款行贿也是贪污》，颇受启发。人们一向认为，贪污是损公肥私的行为，而为了维护企业或小团体利益用公款送礼、并没把钱装进自己腰包的不仅不算贪污，反而被不少人视为“有本事”。如今看来，只要是“损公”，即使没有“肥私”，也是有罪的。

　 可事情如果严格推断起来，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而最让人难以解释的，恰恰是“公款行贿”的如何认定问题。《公款行贿也是贪污》一文举周建国的例子说，其在单位报销的13万多元中，有一半是陪同本局领导与市长助理上珠海、下澳门的旅差费。这就很让人费解了：陪同如此级别的领导去外地是公差还是私事？到底是当地法院的判决有误，还是该文的引言不确？报销的发票都有领导签字，为什么偏偏判了周建国的刑？那些签字的领导又该负什么责？不是我非要钻这个牛角尖，而是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太普遍了。试想一，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哪个单位没为一些用得着的大小衙门口送过礼；不论是谁，也不论你是为个人办事还是为单位办事，那些通过“公事公办”原本应该办成、却只能送礼才能办成的事实在不少，而每当此时，当事人都要面临“公款行贿”与“无作为”的两难选择，又该如何选择呢？试想二，如果仅仅是出于为企业利益而搞的一般性请客送礼不算“公款行贿”，那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标准又是什么？是看数额，看出发点，还是以时间划线，规定某月某日之后的算“公款行贿”，之前的不算？

　 笔者赞同《公》文中的一个观点：非法“占有”不是贪污的惟一形式，非法支配也是贪污的重要表现。笔者只是困惑，在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什么样的支配才是非法的；认定事件的非法之后，应该追究哪一类当事人的、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解决问题不能仅仅靠提出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可操作性。否则，这个概念就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