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教育真正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是上海考生开始在高考中使用计算器！”一位素来关注教育的人士对我说。去年7月8日，各媒体对此事只是发了一条很不起眼的短消息。
“为什么？”
“因为这标志着教育思想的真正进步，这个举措的基点是对学生的解放。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地方，教育上肯定生长出新东西了！”
除了计算器进考场，还有什么进展？记者直奔上海而去。
“计算器输入输出，是一种简单的人机对话，但它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张奠宙教授。张教授今年67岁，身板儿笔直，谈吐很有现代观念。
70年代末，有个父母在国外的学生送给张教授一台计算器。张教授看了十分惊讶：“能求sin、cos值，像2、10，cos34°，以前都要查表，老师考试也要凑数字，现在一按就出来了，真方便！”
张教授立刻感觉到，这将在教育中出现新变化！人脑不用记那么多东西，学生可以使用计算器代替繁琐的计算，腾出时间做更多的事。张教授在一些中学数学研讨会上提过这种想法，立刻招致激烈反对：“这怎么行！都用计算器，学生不会心算了怎么办？”
当时的计算器性能落后，耗电量很大，起码百八十元一台，人们生活水平没到那个程度，也不符合国情。
1988年末，张教授参加国际数学教学大会，国外专家演示了最新教育成果，在基础教育中依然锻炼心算能力，同时尝试与计算器相结合。有学者向大家演示了计算器在数学教学中关于换算率、物体表面积的应用。张教授意识到：“国内计算器教学该上马了！”
此后，张教授在美国讲学两年，天天用电脑，上网查资料，早已习惯使用现代化工具。他在回国参加教委高级研讨班时提交一份“数学素质教育设计”，首次提出“在数学教育中使用计算器”。这份文件被多次散发，但此时停留在教师教学应用层面。
“教育中使用计算器是现代化的标志，体现了电子化和信息时代的特点。计算器输入输出，实现了一种简单的人机对话，但它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工作不再仅靠一张纸、一支笔。就像一列火车开进山村，打开的是封闭的思想。让很小的孩子接触它，对现代技术、思想有具体的感受，树立概念，体会到能力的延长，明白人类可以用电子仪器帮助工作，为他未来树立科学思想、培养创造力打基础。”
张教授多年担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委员，深感国内外教育差异，中国学生参加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总拿冠军，但他认为对此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最善于训练学生解难题，数学教育更像演杂技，学生算得快，记得牢，就像霍元甲，拳脚功夫很棒，但也得会使洋枪洋炮啊！我们更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1994年，张奠宙教授为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事给当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岚清同志写信，提到“应允许中学生使用计算器”。李岚清同志批复：“很好！请教委落实。”
“是让他学会研究创造，还是让他在桌上埋头苦算？”
在几次基础教育研讨会上，张教授力主计算器进入中学课堂，他的想法与上海教委教研室副主任张福生不谋而合。当时，许多专家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有激烈的反对者。
反对者担心：使用计算器有可能使学生过分依赖机器，导致计算能力下降，违背数学教学的基本目的。有些公式应当记住，但一用计算器，学生就不用记了。且珠算、心算，乃至九九乘法表是我们的国粹啊，怎能放弃？
赞同者认为：机器能算的不必要一定笔算，学生应腾出时间思考、创造、培养能力。像三角函数中的sin22．5°，以前要用半角公式计算，也是因为算不出，如今计算器能算出，为什么还要背诵？人们从古时结绳计事到掌握计算机，从使用竹简到帛、纸，就是社会科技进步的结果，用古老的办法抵制现代技术根本行不通。
“这其中涉及对教育现代化的理解，恐怕还是观念问题。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让他学会研究创造，还是让他在一尺见方的桌上埋头苦算？我们的孩子太辛苦了！每天要完成那么多作业，基础知识要学，新东西要会，而时间那么少，其实当中有很多重复劳动。这是很悲哀的事。”
张福生去美国中学参观，见到有的高一新生刚进校门就被发给一摞材料，一部分是练习题，另一部分是课题研究。“他们学的可能是低等数学，但从小就树立了研究创造的观念，而这些才是最可贵的。”
早在80年代中期，上海文汇报就有过报道：上海某中学数学高材生，惟一的“缺点”就是不耐烦繁琐的计算。他解题思路又快又好，但总栽在小计算上，果然在高考中，他又因计算出错未能被大学录取。他的父母一气之下把孩子送到美国，上了哈佛大学。这个数学奇才在大一时，就在课堂上把教授问得张口结舌。最后，教授请全班同学起立为他鼓掌，为自己竟有这样一个天才学生而赞叹不已。
张福生感慨地说：“美国孩子也许计算能力不如我们。我亲眼见过一个博士生，复印一叠材料，怎么也算不清是几块钱，非用计算器不可，可这些好像丝毫没影响整体研究水平和发明创造能力。可以这么说，我们培养了大量的标准人才，但人家综合能力强和创造性人才肯定比我们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器普及率越来越高，事实上很多孩子都在悄悄使用。上海教委通过对18个城市进行的考察，认为小学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提出“小学见一见、中学用一用”，在几所中学开始试点。
但实验几年，感到效果不理想，主要有几个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一是恰当机型。必须选用与中学教材运算要求相符的机型。功能既不能少，也不能超过。一些需要终生记忆的常数不能有，会编程序、记录公式的不能用。太阳能机器也不行。二是计算器质量过关，性能必须达到国标。三是定价问题。价位必须在60元以下，让所有孩子都买得起。一家日本公司对此项目感兴趣，但价钱始终在百元以上，谈了几次，做不下去就放弃了。第四点是最重要的原因：高考还不允许使用计算器。很多老师教起来没兴致，干脆不教。家长意见更大：“这不是误人子弟嘛！”到了高中，学生们都不用计算器，改革几乎半途而废。
“太幸福啦！终于解放了，以前不让用，现在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引进高考考场是一个巨大难关。高考是个指挥棒，平时让用，考试不让用，这不公平。”高考是为高校选拔人才，但当时高校中仍对此争议不断，一时间计算器进高考考场成为敏感话题。
张福生说：“教育是关系到一代人的事。几乎人人都在用的东西为什么让学生用就那么难？但人们观念没到这个程度，我们宁可等！”
几年间，张福生等人仍在为此不懈努力。1996年，日本卡西欧株式会社找到教委，表示愿做学生计算器。经多次商谈，双方确认将原某型号计算器进行改进，降低成本，60元一台，并购买50台送一台，售后服务随坏随修，并允许暂借。最终，FX82－SX函数型计算器被教委确定为推荐机型。
技术问题解决了，就剩下考试院这一关。随着时间推移，考试院领导终于表示：“只要你们教，我们就考！”
1997年，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和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改办联合发文，决定全市高一学生配置并使用函数型计算器，并可以带进课堂、考场。实际上，从1996年高中会考开始已经允许使用计算器。
实施过程艰巨、耗时且务求谨慎。水到渠成，终于，2000年高考前夕，上海教委发布通告，除推荐品牌外，其他品牌11种功能不大于推荐机型的计算器经过指定公司检验，都可带入考场。不想买的学生也可由学校代借。7月7日，上海市8万名考生使用计算器参加高考。此时，考场外已准备了1000台备用机和电池。
在上海市第二中学，我见到了高一（6）班几位刚刚使用计算器的新生。他们兴高采烈地说：“太幸福啦！终于解放了，以前不让用，现在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他们在理化中计算质量守恒、摩尔数、加速度都需要大量计算：“有时解题思路对，但一不小心就算错了。”印金健同学就是在中考时草稿纸上一个笔误导致抄答案错误，现在使用计算器，不仅能检查得数，还能倒推检查列式，验算更方便：“检查的时间更多了！”
班主任陈健说：“高中学生没必要让他进行过于繁琐的计算，更应练习开动脑筋！”
如今对于使用计算器，在高校和部分中学数学教师中仍存在争议。张奠宙教授评价：“学生仍然需要计算能力，但也要掌握现代工具。就好像有汽车后我们一定要坐车，那才能达到更远的目标；但还是要走路，我们仍要保持从家走到车库的能力———跋涉的能力也许下降了，但丧失某部分能力并不影响我们获取更大的能力！”
“它考试价值等于0，但这种体验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上海课程改革办公室，一份课题报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它研究的是“汉语外来词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者是杨浦高级中学高二女生袁。
研究员章淳立老师感慨地说：“多么枯燥的内容啊！可这个女生坚持研究了3个月，她从中获得的体验和收获是课堂上没有的，也是弥足珍贵的。”这篇小论文只是上海市研究型课程的成果之一。如今此举实验了3年多，已正式作为课程设置成为高中学生的必修课。
研究型课程是鼓励学生在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围绕某些课题、专题或项目，参照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规则，通过导师的指导和帮助去主动体验、了解，进而初步学会研究性、开放性学习。
章老师谈起自己刚当老师时的感受：“我只是当了一个搬运工。把我从书本上搬来的内容灌输给学生。而研究型课程则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思维、创造，培养他们不断获取信息、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品质。”
袁就是这样深刻体会了她的“第一次”。
上高一时，学校成立了课题小组，组织了几次专家报告会，袁一直对课题研究充满好奇，兴奋得跃跃欲试，她选择了“文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不过是就某一问题写篇文章而已。
教授确定的题目是关于汉语研究的，教授给了几篇研究生的范文，论文分析很深，有观点，还有很多术语，袁看了感到难度很大。
教授鼓励她，搞研究注重科学方法，关键靠数据资料。可以从查报纸入手，对外来词在报刊中所占的比例进行统计。
按照教授提示，袁和同学们在元旦这天一头扎进上海书城查资料。语言学书籍都放在一个角落里，几个同学坐在地上，把书在身边堆起高高一摞，一本本翻阅。
查了一上午，袁就累得头昏脑胀。“看这类书不像看课外书那样一目十行就能明白大概意思，以前没涉及过这一领域，要边看边动脑筋，而且资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全……我已初步感到做学问的艰辛了。”
接下来是到浩如烟海般的报纸中去翻。当时正值期末，学习紧张，袁每天回家都要仔细阅读当日的《上海青年报》，一个个挑出外来词，统计、分析，很晚才睡觉。就这样，足足坚持了一个月！
回味当时的情形，袁说“统计工作是最艰苦的，但我们终于没被困难吓倒，大家互相勉励，看着自己记录的一叠厚厚资料，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挖’出来的！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章老师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想让学生体验的！通过她的自主探索，掌握方法，体验创造的过程、发现的乐趣、成功的艰辛，这比会解一两道题有用得多，虽说它考试价值等于0，但这种体验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袁独立搜集的数据成为论文的基础。她发现如今音译外来词比过去用得多，这与现代社会语言使用习惯和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她据此写就小论文，获得教授极高的评价。
袁说：“这种学习方法和课堂学习太不同了。课堂只是被动接受，这是主动学习，从一点不知道到初步了解，谁也不灌输，只是靠你发现问题，虽然很苦，但苦中有乐！”
她只是个非常普通的高中女生，但这次经历将给她的成长留下深深印记。她说：“这次课题研究是我目前最具光彩的一页，除了感谢学校能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更希望这特殊的‘第一次’能给我带来不平凡的人生。”
“哪怕一个学校有十个八个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是教育的成功”
像袁一样从研究型课程中获得丰富体验的学生还有很多，七宝中学成立课题小组时，几个学习不好的学生没人要，心里不服气，就自己成立一个小组。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设计师，他们就搞玻璃幕墙光污染调查，得到专家极高评价，几个学生重获信心，学习成绩也慢慢上去了。
在市西中学，郑颖佳等几个同学搞了“苏州河样板段环境初探”。有一项研究是要统计人员流量、年龄段、做什么活动，几个同学轮流蹲守，前后用了两个多月。刚开始，他们逢人塞张表格，过往行人很不耐烦。后来他们渐渐明白了，碰到一个市民，先察言观色，再彬彬有礼地说：“你好！苏州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政府现在正大力治理，作为上海市民，你一定关心身边的环境……”
杨浦中学的钟磊一直都是物理爱好者，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完成的“利用集成传感器测量地磁场水平分量”被编入大学物理教材。这一经历使他对未来物理研究方向充满信心：“不是弄懂就行了，还要不断探索，发现新知。”他目前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
该校校长康士凯说：“这些孩子写论文可不像写春游、写爸爸妈妈，而是初步体会了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做学问，从小播下了科学的种子，哪怕一个学校有十个八个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是教育的成功。他们终生都会对所受的教育充满感激，而这种感激决不是廉价的报恩。”
研究型课程同样激发了学校的创造力。上海教委的做法是不设一定之规，各校因地制宜。有的学校办讲座，成立课题小组，有的设立创新实验室。市西中学开展较早，已编辑了完整教材。
章淳立老师认为，学校应当是提供资源的场所，教授学生基本生存准则。每个学生都是一辆车，必须遵守交规，但方向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应像一台空调器，根据需要送出适当“温度”，而不是强制学习。
翻阅学生们的小论文，可以感到其中充满幻想，还带着稚嫩。市西中学杨安澜校长认为：“不要求学生一定有成就，出成果，重要的在于过程。”他看到一个初中生设计了清扫大榕树树叶的机械手，“这东西根本不能用！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发现。”
孩子们的创造力一但被激发，潜能是不可想象的。参观了几所学校，学生们的发明创造妙趣横生。有的在研究“橘皮降解发泡餐具”，有的研究学校荷花池的污染源及治理，有几个学生在研究上海古民居，还有的在研究“阿以冲突”。
曾参与研究“蟑螂生活习性”等多项研究的男生王瀛，目前是市西中学学生会主席、上海电台青春太阳节目主持人。他兴奋地说：“今后走上社会，回顾过去，我会觉得我们的成长太成功了！童年的这番经历太有趣了。我会永远感激学校给我们的机会，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自由和机会！”
“小班化以孩子的发展为本，更贴近自然人的社会形态，它带来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没到上海之前就听说上海在14所小学低年级实行“小班化”教育，亲自体会一番，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上海北京东路小学教室，五彩缤纷的学生图画贴满墙壁，菱形、波浪形课桌摆放成一组组多边形，每组背后的墙上都有小黑板，桌上摊着花花绿绿的学具、教具，都由学校统一购置。有的课堂还准备了锅碗瓢盆和小药箱，专为家政课使用。教室前方摆了一张办公桌，老师平时就在这儿批改作业。
这完全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块黑板、齐刷刷摆满课桌的教室。充满温馨、快乐，甚至有点凌乱。我不无担心地问：“这么上课不乱吗？学生注意力能集中吗？”
张锦堂校长反问：“什么叫乱？过去学生手背后坐好，不许接下茬、下位子，回答问题必须举手，课堂秩序表面上不错，但实际效果如何？学生注意力集中了吗？真正调动积极性了吗？”
多年来传统的授课制一直是集体教育，共同提高。研究表明，教师的关注和视野一般是25个学生，超过这个数，教师就会顾此失彼，只能是“抓两头”，中间“带带过”。而这种忽视“中间”在现代教育中被认为是教育对绝大多数的不平等。
张校长说：“过去我们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最棒的老师是讲完最后一句话正好打下课铃！而小班化以孩子的发展为本，更贴近自然人的社会形态，它带来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班级小了，课桌由“秧田型”改为“马蹄型”、“小组型”，老师从讲台走下来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它带来的深层次改革是变被动式教学为主动式、互动式，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
标准“小班化”教育是每班配备两名教师。一个负责语文、数学教学，另一个是班主任负责副科。每班两间教室，供孩子们游戏、活动，孩子们自己的东西有专柜存放，老师办公桌也在教室：“一年级小朋友去办公室很怕的，教师在教室办公，有助于随时解决问题，促进师生互动。”上海教委官员介绍说。
美国宾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苏珊女士来中国考察，在别的地方参观后皱起眉头：“为什么小朋友要手背后坐好？为什么他们回答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人有黑白贫富，有昨晚睡好和没睡好的，有今天心情好和不好的，怎么会有一致答案？”可她参观完“小班化”教学后兴奋地说：“这才是我看到的愉快而有效的学习！”
“成功的教学是孩子学会之后说：这是我自己学的！”
在北京东路小学听课，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愉快而有效”。语文课上，老师随便坐在一个小组中间，同学们团团围坐。老师更多是组织大家分组讨论，大家自愿结合，谁先拼写朗读好，老师就给他们脑门上贴朵小红花，同学们排好队走到他面前继续朗读，凡拼写正确，再由他给大家贴上小红花。
由于人数少，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发言机会。大家争先恐后，积极踊跃，谁说错了，马上有人补充。老师时不时走到同学中间，关注每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一堂数学课，分组讨论时有个同学落单了，老师就和他结成一组，手把手教他如何剪三角形。
最富有感染力的是该校一堂英语课。
首先是复习，同学们团团围坐在拼图地毯上，老师先手拿彩纸放在背后，走到每个学生身边，让大家做游戏“猜颜色”。猜对的兴高采烈，猜错的一脸沮丧。不知不觉中，学生复习了学过的所有颜色。
这堂课的新内容是学习red、green、yellow三个新“颜色”，并熟悉go、stop、wait三个常用词。老师拿出教具“红绿灯”，每读一个词，就做出快跑、停止、左右张望几个动作，并编成儿歌：“red、red、red，I
can see，I can see a red light．”
老师领读，学生一边做动作，一边自觉跟着唱。不一会儿，老师随便抽出“红灯”“绿灯”，请几位同学念。然后分组，由念对的同学当“警察”，“指挥交通”，每个同学走到他面前，根据“红绿灯”做手势，背儿歌，再轮流当“警察”。
孩子们立刻活跃起来，大声背诵，惟恐落下。有的孩子开心地学汽笛叫、学刹车声，一个排头的小朋友读“stop”时正好停在我面前，兴奋地伸出手和我握手。在场听课的老师也被感染了，也不由得跟着读起来。一时间笑声、读书声汇成一片。
所有的孩子都在游戏，可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单词上。整个课程你一点看不到老师声嘶力竭，可我相信这堂课绝对收到了预期效果。正像老师们说的：“成功的教学是孩子学会之后说：这是我自己学的！”
张校长评价，这才是真正的“乐学”！班小了，有助于教师充分实施“互动式”教学，重组时间空间。
张校长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的行为、理念要发生相应变化。不单纯是教师走下来，拍拍头、摸摸肩。如果观念不变，小班化就是最大的浪费！而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今天的课是都是我自己学的！老师不教的”
在上海市番瓜弄小学，我深刻体会到教师自身的变化。
番瓜弄小学的顾晓蓉是个有12年教龄的语文老师。教了十多年书，一直都是老师讲，学生听。“小班化”实行几个月，感觉很苦恼，好像穿新鞋走老路，没什么实质性变化。当时学校成立了教学科研组，校长听课后说：“你这课和从前没两样，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通过学习，顾老师在识字课上开始尝试分类教学，以前识字快的没事干，识字慢的跟不上。顾老师让识字快的当小老师，帮助识字慢的同学，而差同学也想当小老师，越学越带劲。学生们互相教，顾老师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不久，顾老师又运用在科研中学到的招数，根据学生不同情况，悄悄采用了同智卡、任务卡，根据个体差异编排教学。这样教了半年，成效显著，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顾老师说：“这时，小班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没有大班的压力，可以采用更宽松的形式，而且中间学生能被关注。”
学生感到被关注和尊重，就更爱学，这是顾老师最开心的事。
顾老师班里有个男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倒数第几名，但他音色好，顾老师每次都叫他朗诵，还鼓励家长带他参加特长班，孩子信心逐渐增强，成绩慢慢有了提高。
还有个女生口才不好，但作文不错。顾老师提问时就不请她，但经常表扬她的作文，让她感到自己受关注：“这些孩子在大班有可能就被忽视埋没了，对人格发展不利。但在小班她完全可根据自己特长发挥才能，很开心。”
顾老师听过一个讲座，提到应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五官。顾老师马上在《咕咚来了》课文中尝试。全班学生组成角色团，谁喜欢哪个动物就参加哪个团。顾老师提醒大家抓住关键词，分角色表演，同学们兴奋极了，仔细琢磨课文。顾老师说：“比如‘一个接一个’，按从前方法讲课难以表现。但同学们自己表演，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有助于加深理解。若在大班，这种活动没法充分开展。”
新教材识字量加大。有一节课要学20多个生字，要在从前3节课也上不完。顾老师琢磨了好久，决定组织做游戏，集中识字。先让大家拼音认读，然后学习拼音拿掉怎么念，组词怎么念，再把字宝宝送回课文怎么念。一堂课下来，学生兴趣盎然，效率极高。有的小朋友回家得意地告诉爸爸妈妈：“今天的课是都是我自己学的！老师不教的。”
班级小了，可老师更累了，要开动脑筋组织活动，还要制做大量教具。“以前光想怎么把课讲好。现在想的是学生怎么接受，怎么调动，要让他们有自由发挥的时间。准备教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假如出现另一种情况该怎么办……”
虽然辛苦，但顾老师觉得比过去有成就感。“以前我拼命塞，学生茫然地听，一点反应也没有。可现在相互促进，我教得也带劲。”课堂互动带来师生关系的改善。过去孩子见老师都躲着走，现在他们觉得哪堂课没上好，就当面说：“老师，你今天的课没劲。”“这是最可贵的！他们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只有大胆质疑才有创新！”
顾老师觉得，在“小班化”教育的同时，自己的积极性、创造力也开始发挥。电视里综艺节目“黄金眼”、“耳力大比拼”，拿来就用。讲到新疆的葡萄沟，就带点葡萄干，边吃边学。讲到“元宵花灯”就让小朋友带来自己家的花灯挂满教室，学会了就出去玩。讲到“罗丹”，就把罗丹作品复印成书签，奖励小朋友。
如今，顾老师深深体会到，仅仅人数少了，课桌变了，老师走到孩子们中间不是“小班化”，教师的观念和方法才是最重要的。番瓜弄小学的“小班”成绩明显优于“大班”，尤以表达能力和表现力最为突出。
顾老师说：“现在我已经不会教大班啦！用过去的方法孩子们不情愿，我也不情愿。”
近日，据《文汇报》报道，上海中小学已经开始引进英国、德国的“洋教材”；上海杨浦区昆明中小学6个班的学生，期终考试前自己出考卷……
新上海，会首先出现中国的新教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