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多钟，寂寥的大街上，我走近一个卖麻辣串的小推车。“喂，来串麻辣豆腐。”我刚掏钱，还没回过神来，突然听到“啪”———“哗”一声，整个小推车上的东西全都被掀了下来……原来是城管队的来了。

　 卖麻辣串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下岗工人。城管队走后，她慢慢地把四处散落的家什一件一件捡上车，一句话也没有讲。我默默站在一旁，一种巨大的悲怆感袭上心头———她仿佛就是我自己的母亲。

　 还有一次，我女儿感冒了去输液，与诊所里一位30来岁的大姐聊天。大姐说她就是隔壁学校的：“我们学校生源不好，原来从邵东搬到娄底后，钱都花光了，几百亩地的学校，1997年只招了30来个学生。我们现在每个月300多元的生活费都保不住。我感冒好多天了，一直舍不得吊水。今天来吊水，是实在顶不住了。”

　 听了大姐的话，我很庆幸，我说我们现在的招生情况还很不错，平均下来每个月一千四五百元收入。大姐说，真羡慕你们。

　 前几天学校贴出一张告示，说要再建一栋学生宿舍楼。上午贴出安民告示，下午就把建楼的机器推进来了。我一想，不对，学校已有一栋实验楼空置了，学生也并不缺住的地方，建楼投资起码三四百万，差不多相当学校一年的学费收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急呢？为什么不先让职工们讨论讨论呢？而且要把刚投资十几万元才用了不到一年的篮球场砸掉。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猫儿腻？

　 刻不容缓！当天晚上7点多钟，我心急火燎地把反对建楼的意见直接递到了市委书记的手中。我说，您赶紧打电话劝劝他们。

　 第二天，机器响声居然停了。又过了三四天，领导们估计可能是我告的状，在操场上把我叫住：“嘿嘿，你对建楼有意见？”我说：“那无异于学校的自杀行为。”“你那个材料我看到了，有意见当然是可以提的，只是太激烈了一点。你没把那个材料到处散发吧？”“没有，我复印了10份材料，只给了赵书记一份，其他9份我都扔垃圾桶里去了。”

　 “那个（建楼的）决策只怕难得更改了。”

　 我说：“不提我会后悔，提了以后我个人已尽到责任了，你们琢磨着办吧。”

　 几天以后，建楼的决定相继通报了中层干部和全校职工。这次学校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年终福利不减。

　 只要福利不减，爱建楼你就建去吧，几百人的学校，要垮也是大家的。我这么想。

　 不对。“真的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来一学期了电脑都没摸过”、“填8张卡片一本书都借不到”———这是我的学生当着我发的牢骚。更有甚者，说：“我下学期要是还来读，我自己把自己的脑壳砍掉。”其实搞好互联网和阅览室一开始就是我反对建楼的理由，其总投资也不到100万，可学校为什么不关心这个，却一意孤行要建楼呢？我跟同学们说，老师可以帮你们去提意见。

　 同学们听了都说“好”，然后是一阵掌声。这是2000年12月26日上午的事。

　 经过两天思考，12月28日也就是星期四上午，我重新站在了讲台上。有同学说，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一课。这句无意中的话刺中了我的伤痛，使我想起小时候学过的都德的那篇文章。我强忍着眼泪，对同学们说，老师做这个决定非常痛苦，但是无可奈何。要是老师哪一天死无葬身之地，你们每个人拿一块钱，给我送几朵白花，就足够了。事不宜迟，反对建楼的传单就定在今天中午散发。志愿者一点半钟在教室里等我。

　 就这样，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大大小小的议论已经炸开了锅。“谁在女生楼的边上建男生楼，谁将成为学校的罪人。”还有的老师要在请愿书上签名。我说不用了，我一个人签足够了，大家用不着趟这趟浑水，要下油锅我去下油锅。

　 晚上回到家里，挨老婆一顿臭骂：“你这头蠢猪，那么多人的学校，关你屁事！你不怕别人剐死你！”“你跟我说说，你这个鬼脑壳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吱声，一句话也没讲。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慢慢地跟老婆讲到了那位卖麻辣串的母亲，还有那位舍不得吊水的大姐。我跟老婆说，“如果我不出面阻止建楼，那么下一个受侮辱的就不是那位母亲，而将轮到我自己；下一位舍不得吊水的就不是那位大姐，而是轮到你，我的爱人。”

　 妻子说：“你不是常讲大话，说离开这学校你同样能活命？”

　 “是的，没错，可这是我的权利。我坚信我没房子也一定能有地方住，可我现在有房子我难道就可以拱手送人吗？”

　 “学校也确实不像样子，要是找焦点访谈来曝一下光就好了。”妻子说。

　 “不。”我说，“我们不能指望这些玩意儿，什么青天，什么焦点访谈，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我们只能指望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影响到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在大家都不肯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难道非要像湘潭电缆厂一样，等到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向焦点访谈反映，向中央领导告状？可那为时已晚，即使把陈海燕杀了又有什么用呢？

　 “不是想出风头。我只是想争取到应该属于我们大家的正当权益，而且应该在最关键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出手行动。晚一天就迟了。

　 12月29日、30日，双方都在煎熬中度过。因为我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有人已通过组织捎来口信，说要我认错。我当即拒绝了。我说我不认错，我选择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意见，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而这也许是惟一有效的方式。有人说不应该去煽动学生，我说“煽动”一词用词不妥，我所反映的本来就是学生的意见，怎么能称之为“煽动”？再说，学生也是人，而且是学校的上帝，他们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怎么能够被剥夺呢？话不投机，接下来是声色俱厉的说法“组织要处理你”。我说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况且我的事情没那么严重，人家闻一多、李公朴可以那么伟大，我难道还怕你的什么“处理”不成？

　 终于在31日上午，市政协一位副主席打来电话，我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沟通。

　 他说：“你敢提意见，这种做法是对的，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但你提意见的方法不对，你要维护权威，难道要让学校听你吴辉指挥吗？在这一点上，你要认错。”

　 “我说主席，我不是想跟学校过不去，我这样做是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惟一有效的方式。”我寸步不让地辩解。

　 “这样的，小吴，我们向学校党委建议，将建不建楼这一决定交由职工大会去表决决定。而你必须承认你的一些做法在程序上是错误的，尽管你认为你在道义上没错。”

　 我沉思良久，终于答应了主席的建议。只要能把是否建楼这一决策公正地交给职工大会去表决，那么谁也没什么话可说。至于认错，那属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认错吗？

　 事情也许就这么简单，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腥风血雨，分歧之后，我们都不得不迅速找到一种理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事先早就预见到，我的这种冲动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永久的创伤，它也许永远都难以愈合，但我却不会后悔———我一直这么想，人活在世上，总会得到一些东西，失去一些东西，我什么都可以失去，惟一不能失去的，是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是自己做人的准则，是从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中继承下来的良知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