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报道称，重庆市巫山县境内野猪大量增多，与人争食争地，形成“猪患”。对这些数量过多，严重扰民的国家野生保护动物是杀是保，众说不一。如今，重庆已做出了捕杀15头野猪的决定，而一些环保专家对此仍有不同看法。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研究所动物生态学博士张立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野猪为什么多？多到什么程度？这一野生动物种群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什么影响？

　 张立博士说，野猪增多，可能是由于当地禁猎收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生态系统的破碎性引起。在这一食物链中，豺狼豹虎应是野猪的捕食者，或许正是因为天敌缺乏、大型猫科动物不断减少而导致野猪增多。这一现象表明生态系统的脆弱，即食物链已遭到破坏。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另外，当地野猪究竟多到什么程度？有报道称1万头。张博士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他说，自然界也经常发生种群大爆发，野猪繁殖力虽高，但不至于发展如此迅速，况且人类拓展速度相当快，在一个有限的环境里，种群的发展也是有限的。对此，世界自然基金会于长青博士也有疑问。他曾去三峡地区做野生动物监测，认为在现有条件下，野猪不易繁殖这么快。他说：“如果野猪真这么多，就不是灾害而是一笔巨大财富，完全可以借此发展观光业！”

　 张立说，如确实造成危害，应对这一地区野猪情况展开周密调查。1只大熊猫的栖息地约10公里，1万头野猪的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在整座山还是在整个县？破坏程度怎样？造成减产或绝收的具体情况如何？决定捕杀必须经过科学严谨的调查，不能拍拍脑袋就定个数。“比如东北虎肆虐村庄，今天进这个村，第二天又行进几十公里进另一个村，两个村的百姓都说看见了老虎，可决策者不能因此认定是两只。”

　 在国外，对某一动物种群的限额捕杀已建立相当严密完善的持续管理机制。每年都有专业人员调查动物巢域范围、生活习性，常年监测数量变化，如减少则封山保护，如超过平均值则限量发放狩猎证。只有在科学严谨数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限额捕杀。

　 张立认为，如今在中国，野生动物骚扰百姓的首要原因是它们原有栖息地丧失，其次才有可能是繁殖过剩。比如东北虎骚扰百姓，就是因为森林砍伐，狍子、鹿被大量射杀，东北虎没有足够食物。所以换个角度讲，野猪多也许是件好事，它能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对该地区食物链重建，恢复自然生态环境起到积极影响。

　 张立强调，如果巫山地区野猪天敌确实很少，与人们生活产生巨大矛盾，经过常年科学测量可以限量捕杀，但要基于科学调查，否则追悔莫及。加拿大海豹曾被认为破坏鱼类而被大量捕杀，但后来发现海豹捕食鱼类量有限，大部分鱼类为人类所利用。可到这时，海豹的数量已大大降低。

　 目前野生动物骚扰人类的事件逐渐增多，如东北虎吃牛、猴子掰玉米、亚洲象糟蹋庄稼的事时有发生。张立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人类侵占了动物的领地。他说，人与动物的领地应当是分开的。一般说来，自然界应有人类活动区、生活经营区，与动物之间有缓冲区，然后是动物核心区，人类不应进入核心区。理想的食物链应是能量和物质平稳、健康、顺乎自然地流动。

　 与建国初期相比，我国人口数量激增3倍多，人的生存压力增长，动物的领地则相应减少。张立说，保护动物现有栖息地不受人为破坏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作。即便捡柴、采蘑菇都有可能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应尽量给野生动物稳定、安全的生存保障。

　 在国外，解决动物活动与人类的矛盾除限额捕杀外，还有迁移人或动物，或在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保持现状。在我国吉林省，百姓如遭受东北虎侵袭，政府给予相应补偿。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对云南思茅地区被亚洲象毁坏庄稼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帮其发展养殖、运输业，以生产结构的转变减少损失，收效良好。该组织还在贵州草海保护黑颈鹤的过程中尝试类似办法。如今，当地百姓已自发围出一片水域，供水鸟栖息繁殖。

　 张立说：“这就是在和谐共处基础上保持现状。调动当地百姓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

　 两位专家感到，与国外相比，国人对动物的忍耐力还太脆弱。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总担心动物多了，影响生产生活。于长青博士在北美和欧洲很多地方居住过，他的住所附近总能见到野兔、野鸡大摇大摆走进居民花园，也有梅花鹿在路上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打，当地人惊讶极了：干嘛打？它们进我家是我的骄傲。”

　 “实际上，很多地方说牛羚破坏森林，要打，狗熊多了，要打！我去看了，并不真是这么回事，而是受经济利益驱使！”

　 新世纪人类面临的诸多威胁之一就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杀几只野猪是不解决问题的，还要从生态环境上做文章。”张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