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深圳龙岗区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全厂三四百人从一个狭窄的楼梯往外奔蹿，窗户多被铁条钉住，一层离楼梯最近的大门被封死，打工妹们挤在楼梯上不能动弹，大火挟着有毒黑烟舔过来，结果87人被烧死（除两人是男工，其余全是打工妹），51人受伤，好多是皮焦肉烂的重伤。

　 7年了，这件事本来可以像经常发生在东南亚和中国各省的工业灾害事故（虽然这是几十年来深圳最大的一次）一样被忘得干干净净，但一笔意大利的抚恤金7年后突然从欧洲飞来，引发出一次艰难的寻找。

　 慈善家们在这里碰壁

　 致丽玩具厂是世界名牌意大利CHICOO公司的一个制造企业，就像耐克鞋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生产一样，CHICOO开发技术、提供品牌、负责销售，而致丽厂完成加工制造。把货发往世界各地。老板是香港人。

　 1993年事故之后，香港一些劳工组织（主要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就盯住CHICOO公司不放，近百条人命，这些“鬼佬”不能一点责任不负。经过他们在罗马和香港不断地“闹”，意大利工会重视了，多次斡旋，CHICOO终于与意大利工会在1997年签定了协议，提供数万美金给死伤者和家属，委托香港天主教组织明爱中心发放。

　 天主教组织并没有死伤者的名单，只好回头找到慈善组织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后者也很为难，他们只有一些线索而没有名单，犯难之时，他们突然想到一个人。

　 这人叫谭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社会学研究》，她是中国不多的几个多年关注打工妹命运的社会学者之一。那年深圳葵涌一声巨响，把她惊住。死伤如此多的研究对象，平稳的社会学研究一下溶入许多情感。她说她慢慢觉得自己的命运与他们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牵连……

　 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人早就听过她的学术发言，感觉她身上有一种一般研究者所没有的情愫。单纯、热情、富有同情心。她早在1993年就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打工妹。不过，你说不上她是在研究还是在帮助她们。给人一种印象，她在借研究之名，不由自主地在接近这些弱者。

　 对于香港劳工慈善组织的请求，谭深满口答应，她想得很天真，甚至有些兴奋：“我去给你们找一个组织挂靠，你知道，在大陆办事必须有合法单位出面挂靠。当然得要求他们把所有的钱必须原封不动地给打工妹，不能扣出办公费。”

　 谭深真的找到了这么一个单位（她一直不告诉记者这个单位的名字）他们很愿意干这件善事，但有关负责人出于政治上安全的考虑不答应，谭深有些沮丧。香港劳工组织只得在大陆另找一个热心肠有能力的人。这个人找到S市工会，但该工会拒绝参加。劳工组织又费周折找了一家国内组织，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提供办公经费，不能叫白干活，又是好长时间没音信，去问，结果办公费花完了，名单一个没找到……

　 “我想通过官方途径搞到名单的路到此就断了”

　 在北京方庄谭深那简朴的两居室里，谭深显然复杂了许多：“这没什么奇怪的，这还不是常事？”

　 到了1998年年中，CHICOO觉得中国的事情真奇怪，一年了，死伤者的名单都找不全，不能无限期拖了，提出必须在两个月内把名单找到，否则收回善款。

　 各方慈善组织急了，又想起谭深，重新找来。谭深表示在两个月内不可能找到全部名单，只能把现有的交给“明爱”。这时“明爱”在谭深的名单的基础上，又去找S市工会，想碰碰运气，再次被拒绝。一切可能的路似乎都没了。万般无奈，有人提议到医院查记录，“明爱”不抱希望地到当初抢救受伤打工妹的深圳龙岗区医院，那里居然有一些记录，而且让查。但这些名单还是不够，不足以让CHICOO出钱。

　 一眨眼到了1999年底，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那些劳工组织又追问“明爱”，那笔钱发放得怎么样了？“明爱”说由于找不全名单，与CHICOO商量，把钱全给了大陆的残联办学校了。岂有此理？香港劳工组织气坏了，两年来的努力，就是想让打工妹能得到一些微薄的补偿，结果付之东流。

　 这些香港的慈善组织又去意大利闹，到该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交涉，还发动受伤的打工妹给CHICOO写信。一封封中国农村女青年的幼稚笔体的信和受难照片飞向意大利……

　 玩具制造商工业协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发生大火的多是玩具厂，为此专门成立了争取劳工权益的组织）也出面进行交涉谈判。

　 CHICOO终于答应再出15万美元。

　 实际上，CHICOO公司即使一分钱不出，法律上也追究不了他们，他们与致丽完全是两个企业。惟一能挂得上的“罪错”是用人不当，他们完全是迫于道义上的压力。这些跨国公司在西方消费者运动（各国消费者联合起来抵制破坏环境、侵害劳工权益、雇佣童工等声誉不好的厂商）的威逼下，变得注重起自己的名声来了。

　 我问谭深，这是不是有点柿子专拣软的捏，那个香港厂商，也就是直接责任者，为什么跟没事人一样，大家都不找他。她说她也不太理解。他被判了两年刑，提前出来。现在在顺德开了一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厂，正火着呢，广招打工妹，尤其欢迎那些在致丽干过的火中幸存者。

　 这次善款发放，CHICOO没有找“明爱”，找的是香港红十字会，他们做事要漂亮得多，既认真又有灵活性。他们请求大陆四川、重庆、河南、广东、湖南5个省市的红十字会给予帮助。

　 这些为打工妹操心的慈善家们费尽心机搞不到的名单，可能正齐全地放在政府某单位的柜子里，但就是拿不着。

　 那些搞劳工研究的外国人和外籍华人都不理解，找他们要就是了。他们根据外国的经验，认为一个公民完全有权利查阅政府档案（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

　 谭深觉得有些可笑，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他们凭什么给我，我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研究者，一没政府公章，二没领导字条……”她曾想帮助受害的打工妹委托律师查询档案。但司法实践中，律师只对当事人负责，现在为难的本来就是找不全当事人，怎么委托律师？

　 她曾私下请一个在深圳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帮忙搞这些名单，他有这个能力，但他回绝了：“我不是没有同情心，但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愿意把过去的事翻出来……”

　 “我想通过官方途径搞到名单的路到此就断了。”谭深决定把这事管到底，看看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我发动我所有的学生给他们知道的打工妹写信，我发动我知道的所有打工妹给她们所知道的伤者和死者亲人写信……虽然我知道我只能扩大名单，但永远不可能穷尽它们。”

　 109封信──中国最弱势者的痕迹

　 打工妹的宿舍丝毫未伤，但在大火黑烟笼罩着车间时，在近百名农村少女被烧成焦炭时，她们在宿舍里的衣物、钱财被翻、被偷、被抢。大概只有一件东西没人要，那就是她们的信。被抛了满地满床。

　 社会学者常凯在随事故调查组进驻时，把这些没人要的东西搜集起来。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交给谭深，共109封。“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些信的主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她终于下决心抽出一个月时间，好好分析这109封信。这些信对任何社会学者来说都是宝贝，对她尤为重要，因为这里面有致丽打工妹的名单。

　 信大多数来自四川、河南，因为致丽的打工妹也主要来自于四川、河南。最早一封写于1991年10月，最晚一封写于大火前8天，1993年11月11日。

　 这些信都谈什么？倾诉和心理安慰是通信的重要内容，我们平常不关注的打工妹内心其实非常丰富，她们在很小（她们有的还是在童工的年龄，借他人的身份证进厂）的时候就离开家人，投身到屈辱的底层生活，儿时的伙伴是她们重要的安慰：

　 “想起在学校时那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多美好啊，真令人回首！”（信7）

　 “你们来了，给我带来了温暖、关怀，使我暂时脱离了孤独、冷漠，你们走了，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信13）

　 一个叫刚凤的与男朋友分手后，雅美请她到自己所在地来，并给另一朋友秀清写信说：“想起她也真够可怜的，以前和王联余那么好，简直形影不离，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灵创痛，可以想象多么的难受啊！我也想她来，我也有个伴，还可以安慰她。”

　 一个叫春芝的姑娘，她的侄女写信来：“听说你已来到了这里，我听到后十分高兴，又万分难过，高兴的是你已平安地到达了这里。我们这又多了一个亲人。难过的是你和我们同样的命苦，没能进入好厂……我有千言万语想向你诉说。”

　 春芝的妹妹写信来：“姐姐你对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说：“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梦我都能见到你！”

　 “从中看出，春芝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难了。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绞！”谭深道。

　 这些同乡朋友之间时常互相介绍工作或请对方帮忙介绍工作。许多信表达了由于力不从心而心生愧疚：“我表妹……至今仍未进厂，我们不知有多么焦急！”一封妹妹写给姐姐的信说：“二姐，你为什么来信叫我不转厂，我心里想起来还流出泪水。在家里不是说转过来和你在一起吗？”

　 “当姐姐的看到这封信心里肯定不是滋味。”谭深几乎掉下泪来。

　 活非常苦，资本家要从这些农村女孩子身上榨出尽可能多的油水。对此，信中多有反映：“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伞布的气味真让我薰得头疼，一点也不想干……三个多月领了两个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3个月共领到50多元钱。”

　 信15－17是一个人写的：“上班好烦，天天加班到10点，有时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前天昨天连续上班有27个小时之久。”“赶货累死人”，“半年多才发三四百元钱。”

　 她们为什么出来打工，或者说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钱用做了什么？谭深最为激动的就是这一点，在10组提到寄钱的信中，有5组是给哥哥外出上学、找工作用，而且都是姐妹俩在外，商量着帮助哥哥。估计这是家里再没有男劳力，父母年龄大了，姐妹俩就承担起家庭的主要责任。

　 那么，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信59─62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信是受两个妹妹资助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为一年（92．5─93．6）谭深推测，她们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父母50多岁，在家里种5个人的田，还养猪羊，二老都不识字。可以想像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姐妹俩大概每月共寄300元，一半寄给哥哥，一半寄给父母。哥哥体谅妹妹钱来得不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有100元就够了……最后一封信，哥哥说他已分配在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了。”话语中充满着自豪。对两个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当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

　 谭深读到这几乎读不下去。这对可怜的姐妹，她们没过过一天一个正常的女孩子应过的生活，在她们很小时，16岁？18岁？就为了哥哥上大学，为了渐老的父母，跳到血汗之海中，她们的青春时日就是每天12个小时繁重而单调的工作，撑到哥哥毕业分配了工作仅4个月，那场无情的大火就结束了她们的打工生涯，这个结局太惨烈了！

　 在整个寻访和研究中，谭深总是努力从这些底层劳动者身上发现这个社会渐少的善和纯。她感叹，现在哪个女孩还能像她们那样节衣缩食，吃盐拌饭，把钱省下来寄给田野中的家？寄钱给家似乎是她们的天性，虽然过不了多久“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谁也不把她们看作是这家的人了。

　 另外几位寄钱给哥哥的姐妹也是这样，她们都是自愿的，没有谁来强迫。比如信57说：“的确，家里的钱是很紧张……哥哥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去借。

　 信50说，“不知道你们发了工资没有，如果发了还是给哥多寄一点吧。他到学校只剩下130元，可已过了两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用什么。”

　 谭深说，在其他访谈中，也遇到了不少类似情况，姐姐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说起这些时，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

　 “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谭深为打工妹鸣不平：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不平等，她们之中如果有人上了大学，也需要别人做牺牲时，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谭深还在信中和其他地方收集了11篇打工歌谣。这些歌谣回旋着低沉黯然之声，其主题是诉说艰难：找厂难（“出来快到半年多，今天才把厂找到”），工作难（“整天日，把活干，晚上还要加夜班”，“天天冷得没办法，再冷都要去上班”），挣钱难（“出来快到一年了，身上没有路费钱”），生活难（“两餐吃的盐泡饭，晚上睡的木板板”，“一日两餐吃不饱，心里真难受”）。

　 歌谣还表达了对童年和家的思念：“我说爸妈呀，你们的女儿想回家”，“昨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双手搂着女儿的脸，我的眼泪挂满眼前……”

　 “好想回家”是打工妹的信中常挂在嘴边的，大家互相诉说，彼此安慰。只有一位极自信的女孩在信中鼓励朋友“我希望你坚强一些，不要流泪，抗战到底吧。”（信106）

　 生者常悲戚，社会应反思

　 信之残破和农村女孩不规范的书写，使谭深头疼。她仔细辨认笔迹，依据内容猜测，得到了几十个打工妹的名字。

　 “这时，我觉得我应该做了。”

　 她要亲自到巴山蜀水和中原去寻找消失的打工妹，她要亲口告诉她们有一笔钱……这样她才有一种幸福感。

　 “感受别人的疾苦”，这是她这个社会学者强调的，也是她不同于其他完全以理性态度对待研究对象的人的地方。

　 “我希望从中得到研究资源，但更主要的是良知在起作用。我当年在山西插队，后来上了大学。我对打工妹有感情，是因为我想起了插队的经历，都是在女性最具梦想的时候远离家庭。我到了她们中间，感到很愉快。她们也愿意对我倾诉。”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打工妹，接受过谭深访问的都知道有一个“公家的人”对她们特别好。她们把谭深当成了一个政府官员，还有这么亲切的官，使她们意外，她们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饥饿、劳累、辱骂、轻蔑的笼罩中，上面有一个人来到她们中间，亲切的微笑（谭深的微笑很有特点），跟她们拉家常，给她们出谋划策，在谈到不好的事情时，双方都要流眼泪。

　 我们没有社会抚慰机制，谭深在做着“社会的良心”的工作，这在西方应该是社区义工、教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慈善组织做的事。

　 清贫的谭深拿自己的钱，请她的学生———北大、人大的在校研究生刘成付、李强、贾云竹、马彦等6人利用假期去寻访致丽打工妹。1999年11月，在大火6周年的前夕，她和学生一起踏上艰难的寻访之路。她这样对研究生们说：“我想亲自看看这些人的命运，看一个社会事件的过程，当然，也为了搜集名单。”

　 从1999年7月到2000年2月，她和学生，四次三拨人到重庆、四川、河南，寻访在致丽大火中死伤的打工妹。

　 “我们顺江而下，天明起身，傍晚打店”，北大、人大的研究生刘成付、马彦等写道。乡村的路极难走，“所见的景象如鲁迅《故乡》里描述的一样萧瑟”，使谭深更难受的是那些打工妹和她们家庭的惨状：

　 “我们来到忠县的小英家。火灾中，小英的烧伤最严重，同时她也是最坚强的女孩子。在广州住院时，她除了惨重的烧伤外，全身关节僵硬，医生认为她已经不可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在父母百般的关爱和小英不懈的锻练下，她居然能拄着双拐走动了。

　 “她爱笑，也常常会害羞地转过脸去，神情天真可爱。但是当我们看到她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四肢，听到她这些年来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腿啊！截去了脚掌的腿上有大大小小的瘤状的东西，又红又肿，有的地方还渗出脓血———那是发炎的结果，发炎伴随着高烧。近两年，每个星期小英都要有一两次41℃的高烧。为了止住高烧，不得不一次次做手术，割掉肿起的瘤子。7年来，小英已经做了16次手术，每一次都要再找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补到被割掉瘤子的部位。

　 “小英受伤后，从厂方和当地政府得到了近10万的赔偿费，香港一慈善机构又捐了16万元。这些看起来为数不少的钱，引来不少人的羡慕，好像她占到了什么便宜。可是我们知道，烧伤病人的医疗费用是多么高。最初动手术，动辄几万元。后来小英不敢轻易进医院了，她在家附近找到一个私人医生，需要时找他开点药，打打针。钱很快地越来越少。前几年，小英承受着天气炎热皮肤不能排汗之苦，交了800元钱去学无线电修理，希望还能自食其力，没想到学生的钱全被老师卷跑了。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小英的父亲在街上摆了一个小小的修鞋摊。天快黑时，小英的父亲回来了。手中只提着修鞋供顾客坐的小凳子。女儿的生命保住了，但是今后怎么生活下去呢？小英的父亲60多岁的人了。

　 “访谈结束后，我们还保持着和小英的联系。前些天，小英在电话里对我说，医生说，她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好的皮肤再植皮了，为了避免一再发高烧，医生认为她需要截肢。好容易保留下来的腿，现在又要截去，而且要从大腿截去，小英觉得自己真的无助了，她请求我帮她拿主意：她该怎么办？她说她做手术已经做怕了。不单如此，这次手术费要一万元，安假肢又要很高的价钱。”

　 “我知道，小英将承受的苦难比她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面对这位可爱又可怜的小妹妹，我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CHICCO公司可能给的钱很有限，不够小英这一次手术的。事后谭深知道，又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想办法在香港市民中捐款，可是现在香港的募捐也很困难。谭深觉得，这件事情不那么对劲，为什么援助打工妹的总是香港人或是外国人？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就那么冷漠？

　 “小英还是那么爱笑，也常常会害羞地转过脸去，神情天真可爱。为了供哥哥上大学，小英初中毕业还没到16岁便外出打工，借别人身份证进了致丽厂。没想到打工才一年就出事了。为了她的哥哥上大学，小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为此，谭深一再希望我多写写小英，“她太需要人们的帮助了”。希望借助媒介使像小英这样的女孩能从我们的社会里得到些许关怀。但谭深忽而又犹豫：写了她们的名字会不会对她们有伤害，她们都是很敏感的，生怕自己的不幸遭到别人的笑话。她们太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对谭深的采访过程中，她有许多外人看起来没必要的顾虑：这样写会不会引起深圳方面的不高兴？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会不会受影响？打工妹会不会……她这样忧心忡忡全是为了抚恤金发放顺利，以至担忧每一件细小的事。最后在谭深的要求下，本文除了个别死难者外，都没有用原致丽厂被采访人的真实姓名。

　 找到一位受伤的打工妹就能拉出一串来。这些打工妹差不多平常都绝口不提那次事，一旦提起，生命就如受到一次煎熬。

　 在忠县拔山镇，谭深找到一个叫华琼的打工妹，她讲的故事给他们留下很深印像。

　 华琼原在致丽厂工作，后来到离致丽厂3公里的另一个捷德纺织厂。那天，有人跑来告诉他们：“你们在致丽的老乡全死了！”他们马上赶到致丽，那时黑烟已将厂房全包围了。厂门口站着许多人，全进不去，消防队也进不去。下午，尸体从厂房里拉出来，一个个烧得像黑枯木，装到车上拉走了……华琼当时正怀孕，回去后就晕倒了。

　 第二天，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乡和致丽厂跑出来的员工，都被赶进镇文化馆，住了三天，不准外出，不准与记者谈话。

　 华琼的丈夫阿祥有个表弟小顺，当时小顺和他哥哥及他们的女朋友姐妹两个，都在致丽。小顺的哥哥和小顺的女朋友小凤跑了出来，小凤的妹妹小玲被烧死。小顺也被认为烧死了，和尸体堆在一起，后来哥哥发现了他，认为他还活着，喂了他一口矿泉水，把他救活了。可是他被烧得很可怕，全身30％烧伤，脸部40％烧伤。

　 谭深他们见到小顺，他原来大概是一个江湖气十足的青年，手臂上刺着一个什么图案。可能正是这义气使他在火灾中能够忘却个人生死，成为一名救人英雄。

　 回想起来那可怕情景，小顺一下子站起来，脸痛苦地痉挛着，眼睛里闪着泪光，“我不想说了……”转身出去了。我们大家都沉默着……

　 令谭深惊讶的是，从大火中逃出来的小顺的哥嫂现在就在致丽原来的香港老板劳钊泉的“致发集团”下属的劳村玩具厂打工，而小顺等受伤者也找到那里打工，终于因为玩具的毛料刺激受伤的皮肤，他们不能坚持又都回来了。

　 谭深不由地问：“那个老板的厂使你们受了那么大的伤害，你们怎么还愿去那里打工呢？”小顺说，工作机会不好找啊，再说如果到新厂，人家不了解你，工资也低……

　 谭深理解了，对他们来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真的没什么选择。最近一个工人给她打电话，说那个香港老板放出话来，欢迎那些曾在他手下打过工的工人、轻伤者和死伤者家属来打工，但是所有死亡、受伤的证件都要交来。

　 这些证件交了就再也要不回去了，有人估计这是销毁证据。于是谭深告诉所有她认识的打工妹：千万不要交原件！

　 她们不是工人谁又是工人呢？

　 谭深说，打工妹似乎不被社会认为是工人阶级，可她们不是工人谁又是工人呢？在吃国有饭的工人因下岗、做生意、迁调等原因日渐减少的今天，坚守在流水线旁的打工妹有哪一点不符合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条件？这种不承认或下意识的不承认，使她们没有得到工会、劳动保护和媒体应有的关注。

　 据统计，在深圳特区外的宝安、龙岗，每4天半就有一个工人因工死亡，每年一万多起工伤事故，还不包括职业病。而能够统计到的是那些上了社会保险的。之所以暴露出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深圳引人注目，其实在劳工权益保护等制度化创新方面，深圳应当说是走在全国前面，比那恶劣的地方有的是。

　 谭深说，在采访的过程中，她的愤怒随着思考不断升级。“在致丽大火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中，一个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被我意识到。

　 “这个结构的底层，是由外来打工者构成，结构的上层，聚集着有着利益关系的三方势力———当地的势力（基层政府和当地人）、国家的力量和外来资本家。在结构中，打工妹既是底座又是边缘，没有任何途径使她们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没有组织为他们说话（致丽厂有个形式上的工会，其主席就是那个用1400元港币贿赂检查组把安全锦旗拿回来的中方厂长黄某某）。她们没有平等对话能力，只能依靠国家保护（虽然国家有关于劳动者权利的种种法律，但我们很少看到照耀在打工妹身上）、老板的良心和亲属乡亲的支持。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号，那些各种权力持有者肆无忌惮地占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而打工妹们为了获得微不足道的收入不得不冒着付出健康、人格乃至生命的代价……她们的弟妹们又走上了她们当年走过的路，外出打工。我们只能默默祈祷他们在外面能平安，实现姐姐们没实现的梦想。”

　 谭深一行查出了受害者和家属的近百个名单。

　 意大利的抚恤资金开始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