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产权制度富有效率，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上并不常见。请看诺斯是如何处理这个悖论的———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教授提出过一个独到的观点：有效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观点是革命性的，但还不够完善。为此，诺斯继续潜心钻研，最终形成了包括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严密的理论体系。1981年，他的又一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出版，标志着诺斯教授的这项工作大功告成。

　 如果产权制度富有效率，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诺斯颇有点令人沮丧地说：“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权的界定不是免费的。众所周知，产权的界定是一件很扯皮的事，有关纠纷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屡见不鲜。据称，海湾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和科威特关于石油的产权之争。两国的油田在地下是相通的，并且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竟然诉诸武力，酿成了战争悲剧。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一片树林、一条河、一处矿产的争端也是时有所闻，我国电影《老井》，就是描写两个村子的村民为争一口井而大动干戈的事。再说，即使产权得以明晰，但有时实施起来，代价也相当高昂，令人不堪承受。对此，诺斯举了一个海洋运输的例子。在茫茫大海上，武装的海盗十分令人憎恶，他们神出鬼没，随时觊觎着过往商人的钱财，使人惶惶不安。在这里，产权是明晰的，商人们拥有船上货物的产权，但要实施这种权利，却很困难。无论商人自己成立一支武装来保驾护航，还是花钱雇用护航队，费用都相当高，甚至超过海盗掠夺造成的损失。可见，产权完全由私人来界定和实施，成本会很高。所以，必须凭借国家之力。我们可以把国家看作我们的佣人，当然，他的作用不只是端茶送饭、洗衣刷碗，而且还要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他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既然产权制度的好坏，决定了经济增长与否，而国家在制定产权方面又是大权在握，所以，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而，诺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人们收入下降，税收减少，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国家明知如此，为什么会“飞蛾扑灯甘就火”，设计出效率低的产权呢？这，还得从国家的性质说起。

　 国家究竟为何物？学者们有形形色色的说法，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另一种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她要为公民效力。而在诺斯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他认为，对国家来说，剥削和契约两种属性，“皆备于我”。国家有两个目的：一是使统治者的收入最大化。二是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并不是并行不悖，而是时常冲突。诺斯举了西班牙近代初期土地政策的例子。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日益匮乏，提高农业生产率显得更为重要，但西班牙国王早就授予羊主团在西班牙放牧羊群的专有权。地主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来吃掉或践踏他们的庄稼，不愿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自然高不到哪里去。国王为什么不废除羊主团的特权，代之以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呢？因为国王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羊主团。尽管取消他们的特权后，社会收入可能增加，但短期内将危及国王的利益。可以说，正是由于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引起了对抗性行为，导致历史上战争、政变、暴乱绵延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也就由此时兴时衰。

　 在经济学家看来，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经济人”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他们满脑子个人私利，一有机会就想贪便宜，搭别人的“便车”。比如一些人认为，既然不交税也照样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自己何不搭搭其他纳税人的“便车”。于是绞尽脑汁，玩弄各种手腕来逃避税收。要避免“搭便车”行为，必须确定产权并不打折扣地实施，比如打击偷税漏税、保护知识产权等，但这些需要大量费用，有时甚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徒劳无功。因此，要借助于另外一种力量，即意识形态来达到目的。

　 其实，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早已作过论述。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总结起来便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他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观念，促使人们拼命地去追求利润，个人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农本商末”，“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心里排斥商业活动，因而抑制了经济的成长。但是，诺斯决非人云亦云之辈，他高明地将意识形态和产权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的世界观。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美丑，从而促使人们在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上取得一致看法，并提高人的诚实、信赖、良心等优秀品质。因此，它具有教育功能，使人不再老是一心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减少“搭便车”行为。例如，纳税人会主动申报纳税，小区居民会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等，这些都将大大降低实施产权的交易费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都乐此不疲。

　 诺斯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给人们很多启示。既然国家可为“救世观音”，又可为“洪水猛兽”，我们就要趋利避害，将政府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否则，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尽管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却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另外，诺斯也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所以人们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千万莫忘了抓意识形态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