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主张做个光明磊落的正派人，有正义感、道德感的人，哪怕付出点代价也不后悔，并一直以此教育孩子。

　 孩子上小学时，有人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我坚持不送，学习成绩好就是最好的礼物。升初中、高中时，我说考好考坏是你的事，我不会托人或者花钱送你进重点，不是没朋友，不是没钱，学习要靠自己。上大学后，孩子想争取入党，说以后找工作好找。我说，为这入党干脆别入，入党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谋私利。对老师、同学有意见就直接说，不打小报告，不背后说老师坏话。看见坏人坏事敢于说不，对弱者有怜悯之心，等等。

　 孩子小时还能接受，越大越不接受，小时还能“蒙”她一气，现在几乎“油盐不进”，并且还经常批判我的理论。坦率地说，我还真有时被她的“理论”驳得哑口无言。她是个实证主义者，常用自己和我的亲身经历论证我理论的荒谬。

　 我原在某报社当记者，每有老百姓告状，常抑制不住内心怒火，写些批评稿子，既得罪了众多“有关部门”，也给报社带来麻烦。幸亏报社领导开明，尚能理解，没背后给我一刀子，还曾给我记过一次大功和晋级奖励。由于写批评稿管闲事，得罪了游说的同事、朋友，甚至亲属。一些衙门对我恨之入骨，几次扬言要告上法庭。为了素不相识的受害者，为了可管可不管的冤事，我常常感叹，这样做值得吗？后来调京，进了“准官场”———某机关所属科研单位。可官场上那套吹吹拍拍、当面阿谀奉承、打小报告我不会，连和领导敬酒都不会，常说些得罪人的实话，加之写点抨击腐败的杂文，就成为领导眼中的另类（没有任何实质矛盾的另类），朋友称我“拍功”水平低。新来的大学生都成“处座”了，我仍然大头兵一个，可以说是单位混得最“惨”的。虽然几任领导都承认我人老实，能力也可，肚量大的领导一笑了之，什么分房之类的好事绝不会想到我，甚至有房闲着也不给我，晾着你。遇到肚量小的领导可就麻烦了，小鞋一双又一双，毫不掩饰地找碴儿整人———想让我下岗。所幸本人一贯奉公守法，抓不着大小毛病，连迟到早退都没有，幸免下岗，但每日滋味也不好受。

　 孩子的理论是：你的实践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失败教材，证明你的理论行不通，这是教训不是经验。孩子爱看历史书，甚至旁征博引地反问我，为什么庐山会议上那么多中央委员批判彭德怀，他们难道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结果呢，人家好好的，彭的下场呢？“文革”时整了那么多好人，当时谁替冤死的人说公道话啊！现在不整人了，改下岗了。您看看反腐败的有几个好下场？您别说反腐败了，您就是常说说，头儿都听着刺耳。“拍”不好都让您下岗，您这一套光害自己就行了，别害别人了。她更有一大堆亲身体验证明正派人老实人吃亏。

　 我确实无法用事实反驳她，或许她真的击中了我的软肋。从理论上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健康社会中做个正派人应该有个好结果，可生活实践常常相反。我陷入两难选择之中，如果教育孩子做正派人，不拍马屁靠本事吃饭，嫉恶如仇，在未来漫长人生中，肯定会吃很多亏，碰得头破血流。因为腐败已渗透到社会每个毛细血管，且势力强大，同流合污你不干，想保持沉默，也会被视为另类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女儿，我真不忍心看她处处碰壁。教孩子做一个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没有一丝正义感道德感的世故无比的市侩，又实非我愿，毕竟我骨子里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火花，内心还把持住做人的底线。我真不知道教孩子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