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书人看不起钱，口不言钱，“阿堵阿堵”竟成为清高的标志，优秀的传统。自然，这也属于书生之见。老百姓往往视为酸腐，盖养家糊口必需有钱，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是钱。

　 我也是读书人，也曾很看不起钱，也多书生之见。有一回在大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讲革命形势，传授一位外国大名人的名言，说革命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局面波谲云诡，意见纷呈，怎样判断意见的是非、政策的对错呢，问一个对谁有利。后来读鲁迅，发现鲁迅也是很讲损益的人。这才慢慢有点改变。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争论，往往看出隔膜和隔靴搔痒的批评来。

　 眼前的一个例子是春运火车票涨价。1月17日的《北京晨报》还发出《三问铁路春运》，并且在头版的《今日导读》登出题目，足见其重视是十分到位了。第一问就是“票价该不该涨”。这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的问题。换一个问题：火车票春运涨价对谁有利？又对谁不利？简直就是不言自明了。春运坐火车回家过年，过完年又回城市回北京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呢？谁都知道是“打工仔”，客气一点说是“民工”，亲切一点是“农民兄弟姐妹”。你火车春运回家也涨，离家返城也涨，要他们多掏多少血汗钱呵！虽然，报载深圳“民工”包飞机回家过年，好气派，好了得。数以百万计的民工中有人包五架飞机，何足道哉！何况，我有个朋友当经理，是白领，开公司的车上下班，我夸他，他也说给老板“打工”而已哩。

　 又比如电信资费调价，真是沸沸扬扬，聒噪了一整年。最后出台的决定是长途降价，市话涨价。理由一大堆，这回还抬出美国来了，可问一问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中国的老百姓打长途尤其打国际长途的多呢，还是打市话的多？据我所知，我的小朋友到国外留学什么的，都是他们往家里打电话。偶尔家里有事找他们，或叫对方付费，或立马喊：妈妈，你挂上，我给你挂过去。为什么？损益如何？

　 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例子，所谓不起眼，是媒体并不多话。这就是美元和什么元小额存款降息，大额存款不降。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近日报载上海人均外币存款1000美元。况人均当然有大款背着。但小额储户肯定也不少吧？

　 据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拉开了。这很好。不是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已经打破。还不好么？可惜，又说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居安思危，这可不是好事。虽然最近的媒体都报道，《伊拉克穷人摆阔，一个亿周济美国》，穷也穷得“不坠青云之志”，但对本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来说，未必是好事。

　 儿时在家乡过年———现在叫春节，大人们图吉利，许心愿。如今我也老大，在蛇年将至的时候许个愿吧：愿老板们涨价降价，别使穷人愈穷，富人愈富。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