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新闻媒体推出了一位英雄。他就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后刘佑全，去年初到家乡夏邑县担任科技副县长，为招商引资，抱病工作，不到半年病情恶化，去世时年仅48岁。当地新闻媒体立刻行动起来，合唱一曲英雄赞歌。

　 刘佑全报效祖国报效家乡之心令我感动不已。然而，我从那铺天盖地的赞歌中听到的却是一支悲歌，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迷惑和不解。

　 刘佑全是我国在有机化学方面惟一的博士后，1992年谢绝美国方面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国，举家到位于豫西山区的河南开普集团，决心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据报道，刘佑全来到开普集团，带领10名助手紧张工作，仅8个月的时间，就开发了一项世界首创、五项国内领先、七项国内外最新工艺、三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项目。他成为河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被国务院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人到中年，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博士后为什么要离开科研岗位，到一个贫穷的县去当科技副县长。如果是上级委派，那绝对是个失误，如果是他本人要求，也绝对是一个荒唐之举。在中国，在河南，还没到他这样的博士后无事可干的地步，其所学专业在家乡也没有用武之地。他在那里从事的是同所学毫无关联的招商引资等行政事务性工作。这样的工作不一定非要一个博士后去做，县里的行政官员绝对有人能胜任这项科技含量并不高的工作。让一个博士后去当一个并不对口的科技副县长，而且是去搞招商引资，这何尝不是一种科技人才的浪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固然好，可如果把科技人才网罗到本地区本单位后却分配给极不相配的工作，这样的“重用”也实在悲哀。

　 据知情人讲，刘佑全任职科技副县长之前曾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配一个秘书，二是配一部电脑。电脑是配了，秘书却没配，因为一个小小的副县长是没有资格配专职秘书的。这么一来，刘佑全事必躬亲，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动手。他去广东招商，签完两个合作协议，买不上车票，硬是在过道上站了20多个小时。赶到商丘参加完一次经贸洽谈会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夏邑，为了查看一下电子邮件，只得抱着病重的身躯，一步步爬上办公楼，自己打开电脑。如果他有一位秘书，这些生活小事自然可以为他代劳。他去广东时肝病已经很重，这样的人怎能经得起20多个小时的列车颠簸？就是一时买不到卧铺车票，也可购得一张机票啊！可以说正是那20多个小时的颠簸，才使病情逐渐恶化，每况愈下，这让人多么痛惜呀！更令人难过的是，当他住院治疗时，高烧达41度，医生要给他打白蛋白，以增强抵抗力，刘佑全说：“夏邑还不富裕，这一针就是好几百块，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还是不要用。”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每个县每年招待上级领导都要花掉太多的钱，哪桌菜价值会低于一支白蛋白？这些，新闻媒体却没有报道。

　 刘佑全是在病危的情况下才离开条件极差的县医院，要到省城去抢救的，可惜刚到百里之外的商丘就不行了。而事实上，刘佑全只是肝腹水，并非什么不治之症。现在刘佑全死了，才大张旗鼓地表彰和追悼。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么做，却很少去探究事件背后更值得深思的东西。

　 刘佑全的死绝对是一个悲剧。如果他还留在企业，可能还在为我国有机化学工业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果他有一个专职秘书，也许病情不会恶化得这么快。如果能够及时给予应有的治疗，也许会给他生的希望。可惜这一切都没有，他年仅48岁就走完了人生的历程。这一切能是正常的吗？面对这样痛心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教训。我们的科学家和各种专家还不多，应当把他们放到一个能尽其才能尽其用的地方，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能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得更长久，奉献出更多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