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白马地方县令李云上书劝谏汉桓帝要励精图治，否则将“帝欲不谛”（“谛”是精明审察的意思），结果被处以极刑。

　 魏晋易代之际，“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有《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为官，被司马昭政权借故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处斩。

　 中唐年间，北方天旱遭灾，官吏隐瞒实情，向百姓追逼租税，农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辅端写“何其如此贱田园”等诗句以纪其惨状，被唐德宗下令杖杀。

　 五代后梁时，一书生向吴越王钱缪献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之句，钱缪认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谐音，有讥讽之意，下令处死献诗书生。

　 以上故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却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而且，与发生于其后的许许多多残酷异常、血流成河的同类故事相比，这还只能称之为小儿科。例如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钅龙明史案”，名士伏法者210人，遭祸者700家，被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和书商、购书、藏书及阅看此书的人无一幸免。这类冤狱故事因其悲剧主人公都是因文字而贾祸，清朝史学家赵翼概称为“文字之祸”，到20世纪30年代《清代文字狱档》编成，则被普遍称为“文字狱”。

　 中国古代文字狱以宋、明、清三代为高潮。宋朝文字狱著名的就有苏轼的“乌台诗案”、岳飞的“莫须有”冤案和刘克庄的“落梅诗案”。明朝的文字狱又远胜于宋朝，朱元璋等人猜忌成性，文字狱之酷使得士大夫平日“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甚至出现文人不愿为京官的怪事，而“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清朝的文字狱更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仅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三代时间内，就发生至少160宗以上，乾隆时御史大臣曹一士说是“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可见文字狱之盛是空前的。

　 以前研究古代文字狱的著作多以宋、明、清三代，尤以清代为限，而且主要是以《清代文字狱档》为蓝本。杨著《中国古代文字狱》则以中国历史的整体时段为考察对象，所收文字狱上自周秦，下及晚清，时间跨度两千余年，这种扎实、系统而又颇具开创意义的梳理功夫，不仅使本书史料丰富，有较大的存阅价值，尤其是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它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文字狱决不是哪朝哪代才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一言以蔽之，它是集权与专制制度的产物，专制一日未除，文字狱就不可能绝迹。

　 （《中国古代文字狱》杨乾坤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