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看到勇斗歹徒的事迹，读后倍增对勇士的景仰；反观自己，又不免惭愧。设身处地来想，如果猛然见到寒光闪闪的刀口或只在电影上看过的火器直逼而来，我大抵没有“邪不压正”的信心。

　 当然我更经常听说“歹徒行凶众人纷逃”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出，就会有异口同声的指责，指责的并非歹徒之凶恶，而是逃跑者的胆怯。这时，我就感到心里有鬼，好像别人在“指着和尚骂秃驴”。

　 我想，歹徒之所以是歹徒，与我这种良民是大不相同的。像我这种良民，平生所知的，无非是谁的劲大，谁就该支配他人，哪里还有与之讲道理论是非的可能？所以，见了歹徒拥着坦克车一般的强大杀伤力一路过来，就只好夺路而逃，以免自蹈死地了。

　 曾经，我以为强大的警察系统是惟一可以抗衡歹徒的力量。不仅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无穷的赞歌，更因为他们吃的就是与歹徒干这碗饭，甚至其存在本身就要以歹徒的存在为前提———若无歹徒，社会又何必要多花钱来对他们“养兵千日”呢？

　 然而现在看来，就这一点指望，也未必总是可以兑现的。

　 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运期间，从广州开往北京的L416次列车上，河南乘客冯战锋被人盗割钱包，向乘务员报警，被指示到某一车厢找乘警，中途遭六七个男子围住。乘警来后，看到那几个人有车票，就不再管了。冯请求乘警与地面警方联系，乘警让他不要多嘴。期间冯两次遇到列车长要求干预，列车长也未予理会。冯与乘警尾随那几名男子，碰到也被偷走钱包的山东乘客吕玉省和另一乘警迎面而来。吕两次指认那伙男子中一人为小偷，警官不置可否，而几名男子则立即变成持刀歹徒，两乘警站在一旁，任其将两名乘客杀伤后扬长而去。乘客问为何不抓歹徒，乘警反问：“他们那么多人，我们有什么办法？”（《武汉晚报》2001年1月17日）

　 这就是旅客在因春运高峰而涨价20％的列车上享受到的服务，这就是已经受到“确保”的“春运安全”。

　 乘警“有什么办法”，乘客当然是不知道的，所以乘警的反问很有力。然而，在这一事件中，乘警似乎根本就没有想什么办法，只是从头到尾地做了一个“围观者”，他们比逃跑要勇敢一点点，可能还是因为头上有“金色盾牌”吧。歌曰“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也许是热血铸就了以后，他们才有胆子站在那儿看，否则他们是连围观者也不敢当的？

　 看到这个消息，我就想到大庆市那个叫姚丽的银行职员，因为守护的是“国家财产”，报警后警报器又没响，被两个歹徒抢走了一万多元钱，虽然事后她已将被抢的钱补上，仍被“给予行政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我更想到不知有多少面对歹徒没有扑上前去的人，受到“良心大大坏了”的指责，好像他们必须对歹徒“有办法”似的。

　 同样是面对歹徒，两个乘警在保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时可以“没办法”，而一个银行女储蓄员，保护国家财产时则务必要“有办法”，而且想尽办法也没能保护住一万块钱时，却免不了被革出山门。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见歹徒行凶，大家就要夺路而逃了：谁能确信警察“有办法”呢？那些围观而不敢驱前的人，他们至少与上面两个乘警一样勇敢，还能说他们没有正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