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一书中，对希望工程和徐永光，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有一位哲人说过，任何成功的事业都是个人的事业，只有以个人为中心、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我深深地服膺这样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对于公众来说，如果他能够认识到在一个有个性的事业背后，是有个性的机构和有个性的人，那么他对这个事业会有更强的信赖感。”

　 可以说，希望工程是极具个性化的事业，打上了徐永光个性的烙印，强烈地体现着徐永光的个性色彩：理想而务实。

　 徐永光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本书的文字一样，处处显露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徐永光为文，都是“有感而发”，决不“无病呻吟”。这从他极具个性的文字中可以窥斑见豹：“做官也好，做公益事业也好，只要为老百姓做好事，都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走仕途不得要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于我。”（《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这是他1988年主动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之职，筹办希望工程之后说的。“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天堂，二是下地狱，我是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上天堂不容易，下地狱更是后果不堪，两条路都不好走。”（《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这是他在与香港《壹周刊》的官司胜诉后的感言。

　 但徐永光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识时务，守规矩，正所谓“宏观把握、中观策略和微观操作”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在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机构建设中，他始终遵循“开拓而不越轨、创新而未离宗、开放而有节制、保守而不僵化”（《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生存原则。没有这些，希望工程不可能历10年而不衰。

　 当然，团中央也给了徐永光相对宽松的环境。康晓光认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宽松，是中国青基会获得的不同于其他同类机构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正是这种内在的个性与外在的宽松，成就了一个机构、一项事业，也成就了徐永光。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徐永光喊出：“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跳荡在蓝天下的那簇圣火就不会熄灭。”（《为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管理疏误，外部干扰，体制摩擦，政策风险，使希望工程面临“八大隐患”，头上始终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到1997年第七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徐永光提出了“嬗变”的设想，即实施希望工程战略重心的转移。他说，“功成身退，见好就收，绝非为小团体利益计，而是保护一项全民共同创造的美好事业，使这项在当今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公益项目善始善终。希望工程的成功，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失败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成败功罪，责重如山。”（《希望工程能否善终》）有时，徐永光在与人辩论时，实在没有词了，只好说“天命不可违”。

　 但是，进也好，退也好，临深履薄也好，嬗变转移也好，中国的公益事业需要有先行者。对徐永光来说，这也许才是最大的“天命”。

　 在这个转型期的中国，在飞速发展一派繁荣背后又存在大量不公的中国，在庞大弱势人群需要有人帮助的中国，在市场法则作用下政府不可能再包办一切的中国，公益事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像希望工程这样的社会公益事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方立新　王汝鹏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　28．50元

　 ▲本书约30万字，内容包括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在青基会内部刊物和内部会议上发表的文字、讲话，与媒体记者的访谈对话，及部分随笔、杂感。从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说到它的管理和监督，从中国青基会的机构创新说到希望工程的拓展与深化；从与社会名流和记者的精彩对谈到对希望工程和人生的感悟。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这些文字反映了10年来希望工程的发展轨迹和徐永光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