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律师乔占祥为铁路春运期间客票价格上浮一事向铁道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近日很快得到了铁道部的受理。这位律师由此在2月12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说，这反映了我国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方面的进步。

　 对铁道部的质疑让铁道部来“断”，此事的结果尽管很难乐观，但铁道部“很快受理”的态度，仍然被律师看做是一种进步。还有一种进步的态度就是“说话”。我看到的是此前以“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张福纯”名义发表的《再谈铁路春运客票为什么要上浮》，详列事例解释：为了春运铁道方面都增加了哪些成本。（《中国青年报》2月1日第2版）此文有无道理？应该接受社会在技术层面、事实层面的判断；对于他说的“事”是不是“实”，还应该诉求中立的信息来源予以甄别。但公务员代表（肯定要经过授权）政府部门出来向公众说话这一点，就已值得肯定。

　 说话的态度是平等的：你说话，也要允许我说话。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和一些公营事业的批评多起来，是好现象。这些部门和机构闷头不语不是好态度，请记者发稿作“正面宣传”也不是好态度，最好的态度就是出来说话。自己出来解释就是说话；让记者（或自己署名“通讯员”）写成报道就是“宣传”。在明显冲突的意见环境中，政府部门面对百姓的态度，说话就比宣传好。因为，他们直接出来说话，说得好不好，能不能服人，还是要面对社会公众品评的。前不久信息产业部一位副司长张晓铁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解释资费调整，当众说出“这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价”的话来，就受到了公众的进一步批评。说得好不好，只有通过说才能历练，而且是在媒体中立的追问（而不是“合作”）下得到历练。

　 去年10月30日，有一位作者在我所在的报纸版面上发表文章《价格听证制度的灵魂是公开性》，让人听起来就是对信息产业部资费听证会“保密”的批评。第二天，信息产业部宣传处副处长王立健打来电话，他不是劈头对作者或编辑指责一顿，而是主动提出要向作者进行解释，让他了解一些不知道的情况。简言之，他是“要说话”。这很好啊，你也不用单跟一个作者解释啦，写来文章发表不好吗？后来王副处长答应接受采访。但是后来仍有广东鄢烈山先生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批评。这不奇怪。这就是人们说话的方式：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双方都有机会，但是对话的层次、水平应该是逐步提高的，这样才是一个有收益的认识过程，也能够使社会公众看得更清楚。

　 我的一位与这位官员打过交道的同事对这位副处长有这样的评价：此人的态度好，作为公务员的素质也不错，但他的基本观念还是精英式的。我想，像这样的公务员，国家机关里还可能不少：从职业本分上说，他们一定会坚持部委立场的；从观念上说，国家机关传统的行政观念和高高在上、见多识广的阅历，以及由此获得的自信，也可能使他们难与社会公众进行平等的对话。但是，只要肯说话就是好的，说话的“地位”才能使他们“下来”，正面应对民间的理性与智慧，促进双方有质量的交流。而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宁可指责公众和媒体而拒绝“说话”，只是因为一“说话”就失去了指责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