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采访了一起保险纠纷案。此案数额不大，却惊动了重庆市三级法院，还遭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

　 1999年10月13日，重庆市民付显荣将自己新买的上海别克轿车向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支公司投保，合同约定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10月29日，付显荣驾车在成渝高速公路上行驶，由于跟车距离过近，与1辆正常行驶的东风大货车追尾相撞，付显荣的别克车受重大损失。交警认定，付显荣应承担全部责任及全部损失费用。保险公司核定事故损失为87622元，但拒绝赔偿，由此造成了付显荣与平安沙坪坝支公司之间的一场保险合同纠纷案。

　 本案的争论焦点是付显荣的驾驶证是否有效。平安沙坪坝区支公司的拒赔通知书认为：付显荣初次领取驾驶证的日期为1999年1月20日，根据公安部规定，在事发当日，付显荣的驾驶证处于实习期，而“实习驾驶员不准驾驶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根据中国保监会下发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开车，造成车辆损失或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其中，“持学习驾驶证及实习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为“无有效驾驶证”的情形之一。

　 但付显荣认为，事发当日，他处于实习期，但不是实习驾驶员，现有的驾驶证管理办法和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都不能禁止他开车进入高速公路。保监会作为一个行业主管机关，无权把他持有的有效驾驶证说成是“无有效驾驶证”。

　 由于双方对签订的保险合同存在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几经反复。去年6月28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在审判此案时认为，付显荣与平安沙坪坝区支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并未将“实习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属无有效驾驶证”列入合同，原告在实习期驾车进入高速公路，属违章行为，但不是合同约定的被告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判决被告平安沙坪坝区支公司赔偿原告付显荣保险金87622元。平安沙坪坝支公司不服，上诉，9月1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一审付显荣的诉讼请求。

　 11月30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抗诉，认为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条款，保险行业内的《机动车保险条款解释》对被保险人付显荣来说，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判定付显荣所持的驾驶证有效。

　 今年1月7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关于这起保险合同纠纷，付显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重庆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曙光认为，它反映出两个重要部门的管理不当：保险公司在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都是使用由中国保监会监制的格式合同，但保监会却没有将自己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解释写进合同，或作为格式合同的附件；公安部一方面规定实习驾驶员不准驾车进入高速公路，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对实习驾驶员的认定作出规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此案子不仅反映出保险行业中的一些操作程序问题，还涉及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保险立业的根基何在？

　 唐曙光律师认为，多年来，我国的保险公司由于是国有体制，习惯于衙门办保险，按自己单方面的部门规定办事。但是，保险的实质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要维护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始终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

　 付显荣认为，他本人可能被保险公司看作是一个“道德风险”制造者———处于实习期开车进入高速公路造成车辆损失，还非要保险公司来赔偿。但是，他认为，目前保险业真正的“道德风险”是保险公司自己的经营机制和对经营人员的监管机制。

　 他说：“我买车和投保是同时完成的，当时在保险代理人一个劲儿地劝说下，糊里糊涂就在保单上签了名。代理人巴不得我投保的险种越多越好，因为这样他们的佣金就会更高。但代理人却不向我具体解释双方在每一个险种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那时候保险公司有人告诉我，实习期上高速公路出了事，保险公司会拒绝赔偿，我肯定就不会在高速公路开车了。谁愿意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