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可谓春风送暖，失业率连年下降，股市屡创新高。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正在告别衰退。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平地起风波，亚洲一场金融危机，却使全球经济再一次遭遇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对此，人们一定要问：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如此阴晴无常？克鲁格曼的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正好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克鲁格曼被誉为最著名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在国际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而且也是一位语言大师，擅长用简明生动的文字，向大众说明复杂晦涩的经济问题。1994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对亚洲经济模式提出质疑，预言亚洲会爆发金融危机，一时语惊四座，更由此而名噪天下。《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写成的一本“用平实的语言表述”分析思想的“分析性小书”，无疑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不被偏见和教条束缚的独立思考。

　 亚洲金融危机何以发生？克鲁格曼从亚洲经济增长的实质下手，一针见血，身手不同凡响。他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这种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是流汗得来的，而不是出自智慧”。即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非效率型的。这种增长模式，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失调。一方面，受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掣肘，其经济增长迟早要停滞；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使以关系为本的“裙带资本主义”，在亚洲大行其道、四处泛滥。久而久之，必将导致贪污腐败的“道德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制度缺失的系统释放。这提醒我们，必须对所谓亚洲奇迹与本次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反思。

　 我们都知道，对一个开放的国家而言，它要面临“三难抉择”。首先，要寻求独立的货币政策，以便利用利率杠杆，来对付经济衰退或通胀；其次，要确保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便使资本来去自由；最后，还要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以便消除由币值波动引起的风险和混乱。然而这三个目标，相互冲突，很难调和。政府决策者自是希望三全其美，但事实上却很难首尾兼顾。所以，一遇到外来的投机者趁火打劫，这些国家由于底气不足，就难免惊慌失措，于是，金融动荡也就由此产生了。克鲁格曼指出，正是因为开放了金融市场，才使亚洲经济应付金融恐慌的能力，大不如从前。对此，他建议，要制止资金外逃，仅靠贬值货币恐难以奏效，根本的办法是立即管制资本账户，并同时实施反“衰退”政策。正如凯恩斯所言：“差不多正确，要比恰好错误好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投资者被危机打击而信心崩溃，此时若实施外汇和资本管制，无疑是上选之策。

　 在谈到日本时，克鲁格曼说，日本经济的失败，就如同它的成功一样，都值得人们深思。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阶梯型的优先发展产业，以主银行为核心的大公司财阀体系，这些曾使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频频得手。也正是这种体制，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当今世界有名的经济强国。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体制所造成的道德风险，也使日本苦不堪言。日本的衰退，最初起于不动产和金融泡沫的破灭，而人口老化，又给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当90年代初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萧条”征兆时，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他们死抱经济学的教条，以为只要有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支撑，日本就不会出现衰退。后来衰退真的出现了，他们又认为只要服用凯恩斯的药方，便能手到病除。9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为刺激需求，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国债总量已超过GDP的100％，可结果如何呢？事实无情证明，经济学家们是错得一塌糊涂。

　 凯恩斯药方何以在日本效果不彰。克鲁格曼认为，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经济失衡问题，那只是“关在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的幻想，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相情愿。与这些经济学家不同，克氏的主张是，要遏制经济衰退，必须造成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让人们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会达到3％－4％。他的这一主张，无疑具有反叛性。因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历来认为，保持物价稳定的预期，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可克鲁格曼却认为，如若出现了经济萧条，零通胀率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再是中性的，社会公众对物价稳定的预期，反而会导致货币政策无效。

　 针对亚洲新兴国家的问题，克鲁格曼强调，其解决办法应与日本有所不同。就像许多成人吃的药，不能拿给小孩治病，由于国民的信心问题，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未必都对发展中国家有效。如澳大利亚，它放任自己的货币贬值，结果使它以极小的成本，经受住了亚洲危机的考验。但发展中国家，却不能玩同样的游戏。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本来就不足，如果将其货币贬值，势必导致“信心”的彻底崩溃。经济萧条，让人们缺乏信心；缺乏信心，就贬值货币；贬值货币，又让人们更没有信心。这样，必将成为一个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亚洲危机如此，墨西哥的情况也不例外。所以，克鲁格曼坚持认为，对亚洲新兴国家而言，最紧迫的是要重塑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克鲁格曼提出的问题，他自己也远远没有圆满解决。加上他只是想“修正理论和澄清认识”，这又使得他忽略了许多操作层面的难题。但无论如何，作者不畏教条、挑战传统学说的勇气，却给读者许多的启迪。在全书的结尾，他告诫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向世界繁荣的惟一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的确，尊重事实，反对教条，应当成为今天经济学家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