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婚姻法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不少意见，希望立法机关采纳。然而，这些建议中所列出的规范是否与立法者的基本假定相一致，规范与规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如果不明确这些问题，不仅在立法时容易出现错误，在法律适用上也会遇到大的麻烦。

　 婚姻立法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必须设立一些基本的假定条件。一来可以避免将问题泛化，做到目标明确；二来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使规定的问题能有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婚姻法中，立法者假定了什么呢？

　 婚姻立法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承认婚姻的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他们可以而且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在婚姻的设立与存续期间，出现了问题，法律只需规定解决问题的程序以及少数情况下的法律后果即可。婚姻法更多表现为一部程序法，它规定婚姻关系产生的一般程序，对当事人的婚姻内容既不能像物权法那样进行“法定”，也不能像一般债权法那样充分贯彻等价有偿的原则。婚姻只是法律拟制的一种法律关系，在婚姻之外，不排除纯粹的情爱关系，在婚姻之内也并不必然包含高尚的情爱关系。当事人缔结婚姻法律关系，只是说明法律上承认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并不必然包含着当事人感情的交融，也不必然包含着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完全相等。一位男子为继承遗产，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位妻子；一位女研究生因急需学费，需要找到一位丈夫，两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取得了结婚证书。在外人看来，女方为了金钱而失去了尊严，是得不偿失，而男方也有可能因一时的算计而抱憾终生。但既然我们承认婚姻的当事人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自然应该相信他们的选择。

　 有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一些假定也带到婚姻立法中来。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终身契约，如果中途毁约，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把婚姻的当事人当做无情无欲的“经济人”看待，将婚姻关系看做是纯粹的商品交易关系。事实情况是，婚姻的当事人都是有情有欲的“社会人”，感情会随着环境不断发生变化。那种将婚姻当做必须终生遵守的契约看待的学者，没有看到社会人感情的不断需求，试图以经济上的违约责任来惩罚感情上的变迁行为。这恰恰是想以法律来维护不道德的婚姻。对错误婚姻或婚姻中的错误，惟一修正的办法就是离婚。人们谴责婚姻中的负心人，试图以提高离婚门坎和过错赔偿的规定来惩罚他们。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对感情的修补丝毫无助。

　 所以，我建议，在婚姻法中应当充分贯彻自愿的原则，对实体的权利义务尽量不作规定（特别是关于配偶权的讨论毫无意义），在权利义务的设置上尽量体现男女平等。婚姻法应当与妇女权益保障法有所分工，对一些符合妇女生理特征的权利可以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加以强调。在婚姻的效力问题、离婚问题以及财产的分割方面，都应该贯彻自愿原则。在当事人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按照对等的原则设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但条款应当简单明了。有关“包二奶”、“包二爷”的讨论可以休矣。法律制度设计的思路应该是：“包二奶”或“包二爷”的行为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提请法官判决离婚。由于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擅自进行处分（例如赠送给二奶或二爷），离婚时，法院应当宣布这种行为无效，擅自处分的那部分财产也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广东地方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制度）。那种既想保留婚姻关系，又想从二奶或二爷处要回财产的诉讼，实际上是另一种性质的诉讼，与婚姻无关，婚姻法不应该作出规定。我们现在讨论婚姻法问题时，有的话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异，这对婚姻立法没有什么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