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只要两个人结成了确定的、可持续的性关系和共同生活，那么这种人际关系就是现实存在的婚姻。因此，即使政府不承认这个关系是婚姻，它也仍然存在，仍然合理，仍然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体现。

　 2、正是由于任何一种方式的结婚都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结果，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人们结婚方式的实况和变化，来不断修改自己对于婚姻的认识、规定和法律；而不是人们根据政府的规定来修改自己的结婚方式。

　 3、政府对于结婚的所有规定，目的仅仅在于为结婚的当事人服务。这种服务至少应该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有义务去保护结婚的任何一方的人身权利。因此，如果发生虐待或者伤害一方的情况，政府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才去制止，而是因为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去保护受害一方的人身权利。否则，那就不仅仅是施虐者的犯罪，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职。

　 其次，不管政府忙不忙，它都不得不去保护结婚者的个人财产权利和对于子女的权利。如果结婚的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双方并不是到政府这里来“讨个公道”或者“要个说法”，而是让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来保护有理的一方或者双方。否则，政府就是失职。

　 4、结婚者之所以来登记，绝不是为了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更不是来央求批准。结婚者是来与政府达成这样一项契约、一个交换协定；既然我们按照你（政府）的规定来登记了，那么我们就是付出了代价———限制了自己的不登记而结婚的权利。因此，你必须拿一些东西来跟我们交换，那就是你的服务。因此，在我们不需要你的服务时，请你不要来偷看我们的私事。可是一旦我们需要你的服务，你就应该招之即来。否则，你就是违反了与我们所达成的协议，我们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5、正因为结婚登记是结婚者与政府达成的协议，因此如果结婚者不来登记，仅仅意味着他们不愿意跟政府达成协议。因此，就像不能强买强卖一样，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去强迫结婚者与自己签订协议。

　 6、对于不来登记的结婚者的惟一惩罚是：他们不能要求政府提供一般的服务了。因为他们没有与政府签约。例如：不登记而结婚的人，如果离异时发生财产或者子女的归属问题，那么政府在原则上是可以不去帮忙的。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涉及其他法律的问题，便如赡养纠纷、侵害人身权利等等，那么他们仍然有权利要求政府来提供服务。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结婚者，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7、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人民又逐渐认识到，人民与政府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协议，不能把结婚登记的契约单独割裂出来看待，不能因为不登记的结婚者没有签订这一个具体的协议，就剥夺他们享受政府的全面服务的权利。他们同样首先是公民，然后才事实上结婚的。

　 因此，仅仅因此，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来极其具体地规定：没有登记的事实婚姻与登记过的婚姻，在婚姻的所有方面都享有同样和同等的权利。政府必须一视同仁地为这两种婚姻服务，不得有任何歧视。

　 总而言之，在成熟社会里，人民与政府签订的关于结婚的契约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条约”（就连列宁时代的苏联政府也曾经这样解释：政府之所以要求人民来办理结婚登记，仅仅是为了统计工作的方便）。

　 这就是关于“事实婚姻”的法律来源。这就是成熟社会之所以毫不怀疑所谓“未婚同居”完完全全就是事实婚姻，而且毫不怀疑“结婚完全是个人私事”的根本原因。所以，那里的政府不仅不能干涉“未婚同居”者们，更不能惩罚他们，反而要花钱雇人为他们做种种繁杂的社会服务工作。这实在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哲学，一种民族性。

　 我们中国原来的《婚姻法》，与成熟社会一样，都写着“任何人都不得妨碍与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的字句。现在，如果我们再把“不登记就是无效婚姻”写进去，那就让前一个法条继续“矛盾”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