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里，一个简陋的院子中坐落了几幢极不起眼的楼，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就隐居在这里。在这个中心的分支机构中，有一个“中国著作权使用稿酬收转中心”，这里10多名工作人员默默地工作，一点一滴地维护全国各报刊的“著作权”。随着WTO脚步的临近，这个胡同逐渐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

　 一

　 和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一样，我国的著作权法允许一家报刊对另一家报刊的文章转载，但是不同的是我国明确这种行为可“不经著作权人的允许”，而在国外，这就是侵权。当然，我国的这一规定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且附加上要支付“转载稿酬”的条件。

　 转载稿酬不高，当时才几块钱一千字，钱虽少，寄的单位也不多，但是一个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当作者的地址不明确怎么办呢？于是，在1993年《著作权法》颁布不久，稿酬收转的机构就设在了国家版权局的下面。当时，只有两个人，每天跑邮局，收汇款，寄汇款。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大家发现著作权是一种“私权”，“用行政的方法管理属于个人的权利，就只有中国一家，于是改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副主任齐相潼介绍说。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报刊的版权保护工作开始并入正轨。目前，稿酬收转中心已成立了26家分支机构，并经上级批准，收转稿酬的10％用于工作经费，也就是说，业务量越大，收入越高，中心初步摆脱了“好人好事”的初级阶段，开始主动考虑怎么能维护更多作者的权利了。

　 二

　 每一个从这里领到稿酬的作者都非常感慨。

　 一位记者来信说：这次收到你们转付的稿酬单，心里很不平静。感谢之余，也觉得我们依法治国的方针确实在各个领域逐步实施并大力推进。对于出版界的道德自律、法制意识，对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其作用都非同小可。

　 一位作者珍藏着2．7元的稿费单，来信动情地说：“你们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神啊！”

　 中心已经累计收到各地报刊转来的数百万元稿酬———大约有4万名作者，由于地址无法确认，他们被转载作品的稿酬被寄到了这里。记者看到，在专用的程序中，每一笔稿酬，都记录着作者的名字、原发报刊名、转载报刊名、转载时间等等。记者请他们“搜寻”一下《中国青年报》，屏幕上出现了2126篇被转载的文章、作者、待领走的稿酬数等等。

　 中心的工作枯燥、繁芜，日复一日，极需耐心。他们希望作者能尽快地把稿酬领走。齐相潼提出的工作目标是：争取尽快把几百万元稿酬送到作者手中。

　 为了找到这些作者，中心开辟了自己的网站，将每一个作者的名字及被转载的文章标题公布（查询网址：www．ccopyright．com）；并且在《新闻出版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公益广告，以便作者和他们联系。

　 三

　 随着国内对知识产权认识的提高，中心每年收到的稿酬也越来越多，去年收到大约170万元，齐相潼介绍，每年大约增长30％。

　 当然，中国报刊之间文章被盗用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这个盗版的市场有多大，齐相潼没有明确说。在计算机房，记者看到一份名录，是向中心转稿酬的单位，大约有600家报纸杂志。而我国目前报刊的数量大约在8000家左右，也就是说，不到十分之一的报刊向中心转发转载稿酬。当然，这其中只有两种例外：一是从不转载别人的文章，二是直接将稿酬寄给原发单位。

　 随着报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报纸靠“拷贝”别人的报纸来降低成本。有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10篇文章，有8篇是出自另一家报纸；一位记者说，他写的一篇文章，大约有300多家报刊转载，但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稿酬。据了解，在新闻界，不少优秀的记者在呼唤报纸的“王海”，希望以利益来驱动法治。

　 四

　 事实上，中心已经当起“王海”这样的角色了。

　 去年，他们接到一起投诉，一家信息中心将报刊的文章摘用，分类处理后，卖给了客户，结果被这家报纸发现了，投诉到中心，中心立刻到信息中心，妥善处理此事，并将转载稿酬悉数追回。

　 齐相潼说：中心愿意接受各个报纸的委托，在全国进行监控，发现有转载不付酬的单位，可立刻派律师交涉，严格执行每千字50元的规定，维护原发报刊及采编人员的合法权益。

　 据悉，一些知名的网站也开始和中心接洽，准备按照报纸转载的标准，向作者提供稿费。如果此项能成为《著作权法》的新内容，无疑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的又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