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人对自身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面。《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庄子则提示：“勿以人灭天”，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管怎么样，在哲学家的眼里，人要么在“造化”中，要么在“人伦”中。

　 工业革命之后，思想家们开始关注自然和他人之外的“第三者”：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其中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早已突破了“工具”的地位。18世纪中叶，拉美特里说：“人是机器。”两个世纪之后，丹皮尔在他著名的《科学史》中开篇即说：“现代科学的巨大宏伟的大厦，或许是人类心灵的最伟大的胜利。”同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技遮蔽了人的存在。哈贝马斯更激烈地认为，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

　 然而，文艺复兴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科学技术的脚步。1950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图林提出了“机器能够思维”的观点。人工智能随即成为一门热门学科。计算机的爆炸式发展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机系统。这个系统的威力已足以使人们瞠目结舌———机器的人化是20世纪科技进步的主流。21世纪会出现人机共生的系统和能够自我繁殖、自我控制的机器系统，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则大致勾勒出了小国寡民的生活蓝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没有往来的可能，而是没有往来的必要。

　 真正震撼人心的，还是生命科学，特别是克隆技术的兴起和基因工程的进展。20年内克隆人必将出现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科学家们目前已经能够通过改变基因来改变小白鼠的性别。“造化”不再是天地万物，而是实验室和加工厂。人们将面对自己创造的有血有肉、能说会道、喜怒哀乐，一应俱全的生命个体甚至是生命群体。“人还是人吗？”，“生命还有尊严吗？”，“道德会混乱吗？”“法律会失效吗？”“未来意味着灾难么？”种种质询此起彼伏，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人类自己将怎么办”。

　 世界各国目前的普遍做法是通过立法禁止克隆人的整体，在道德上呼吁尊重人的生命权。然而，人类从来都不是为某种道德或者法律而生活，相反，是道德和法律在不断地适应着改变着生活。任何技术都可能落入“恐怖组织”的手中，这一点，不构成反对克隆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充分理由。

　 关于生命的尊严，工业革命时代很多人指责机器剥夺了人的劳动权。事实却是人类逐步摆脱了体力劳动的依赖，手工的东西越来越贵、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特权阶层越来越少。生物技术将使人类有希望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寿命达到150岁以上，如果对社会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就会沦落为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所以，尊严还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生物技术甚至迫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尊严。

　 关于人的定义，人们习惯的自然生命是有性繁殖。然而，克隆却是最初的生命繁殖方式，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然呢？基因的组合本来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加上人的因素，无非是多了一种机缘，多了一些选择。关键在于，时间是无法克隆的，历史是无法克隆的，生活也是无法克隆的。那个依照母体克隆出来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而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克隆出来的孙猴子，绝对不可能再是齐天大圣一样。这些另类的存在者必定会有区别于人类的权利和义务。

　 人类每走一步都会发现，祖先的神话在自己的手里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现实。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21世纪，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贡献将体现在使人类由万物之灵走向造物之主，人类的道德、法律、制度、乃至整个文化都将会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人类将必须面对根本性的挑战———人类现有的任何成就都是在应对一个又一个挑战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正如孙悟空的神通是在不断地挑战权威、不断地经受磨难的过程中“炼”出来的一样。当然，人类头顶也有一个紧箍咒：对他人、他物要保持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