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铸造公正之剑

　 ■激活体制引来高效

　 ■提高素质广纳人才

　 “告知书”捅破操作暗箱

　 一份“告知书”的诞生，令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同盟委员久久难忘。在一年前的“两会”上，他不断听到代表、委员们对司法机关“暗箱操作”等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回到福州后，他如实向院领导反映了这些意见。福建省检察院的领导班子，苦苦思索如何把代表、委员们的呼声落到实处。终于，一个检务公开的创新之举———“告知书”应运而生。

　 “告知书”的全称是《告犯罪嫌疑人书》。张委员解释说：“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首先得到这份‘告知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也印在纸上。”

　 侦讯完毕，犯罪嫌疑人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里，一份揣在犯罪嫌疑人的口袋里，每天随意阅读，如检方有违背“告知书”的行为，可以马上举报。

　 张委员告诉记者，别小瞧这份“告知书”，一直困扰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基本解决了，在侦查中“连蒙带唬”的诱供不见了，这就是知情权发挥了作用。只有司法公开，才能促进司法公正。

　 由此，他发出感叹：小小“告知书”，正是司法改革不断深化，司法公正与效率不断加强的一个缩影。

　 在“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强调：“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并承诺：“决不让人民对法律的权威失去信心”，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让那些合法利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

　 去年夏天，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向社会公布了6起案件的判决文书，采用的渠道是通过中央媒体、互联网查阅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为公众设立了裁判文书阅览室，凭身份证即可随意查看。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毛宇峨代表向记者介绍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实现了立审分开、审诉分开、审执分开、审监分开，案件通过计算机联网自动流程管理。从立案之日起，按照诉讼程序和时间规定，统一指挥合议庭，依照诉讼程序科学有序地进行工作。当事人和广大群众随时可以通过显示屏幕了解案件的审理，使案件审理更加公开和公正，效率也大大提高。这种方式，已经开始逐步在全国许多法院实行。

　 审务公开、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公开”有利于铸造一把“公正”之剑。

　 判案未必院长拍板

　 曾担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春龙委员对司法机关行政化、部门化现象感触很深。3月7日，他向政协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题目是《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加速实现司法公正》。

　 陈春龙说，长期以来，司法机关被赋予了太浓的行政色彩，法院、检察院系统是办案与决定相分离，案件由承办人承办，处长、科长审核，院长、检察长或者审委会、检委会拍板决定。

　 陈春龙委员介绍，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司法角色，被淹没在行政色彩浓厚的体制里。比如广东省检察机关检察长案头每天少则几宗多则十几宗案件材料摆着等审批。即便如此，仍有大量案件超期。以深圳市院为例，起诉部门平均办案人数13人，而近3年来人年均办案50件以上，长期疲于应付。

　 “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后，判案未必件件排队，等着院长亲自拍板了。”

　 陈春龙委员说，2000年，“选任审判长”和“主诉检察官”制被推上了司法改革的前台，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行政式批准的做法进行了悄悄的更正和改进。“选任审判长”制度，是将审判权尽量落实到审判长和合议庭，而主诉检察官则是享有诸如一般案件的起诉决定权、首次退回补充侦查权等，尽管更重要的决定和审理权目前还不能到他们手上，但已经改变了完全由院长、检察长批准的办案形式，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模式的一次“融冰之旅”。

　 新体制也赋予了新的责任。去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经济审判庭一名审判长因错判案件和接受当事人吃请，依照错案追究制度，受到处罚，责令下岗。

　 同时，因为保证了质量，提高了效率，新体制被普遍看好。据有关部门反映，个案平均审理的时间由20天缩短为7天。

　 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是深化司法改革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两会”上，肖扬提出，要积极进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探索简便、快捷的办案方式，提高庭审效率。

　 革除体制弊端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保证。湖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志辉代表深有体会地谈到，“修订检委会工作制度”改革，对推动公正效率十分见效。检委会专设两个专职委员，提请检委会研究的重大事项和案件，由他们事先进行审理、审查，提出意见，使检委会在讨论时，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提高质量。而原来是临时性召集会议，有些问题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影响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法学教授当上检察长

　 一个月前，王曦委员手拿调令，来到湖北省检察院报到，他的新职务是该院的副检察长。作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走进检察机关担任领导，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王委员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学硕士，1987年回国。今年2月来北京开“两会”之前，他到基层考察自己分管的检察官培训工作，总的感觉是：“不断加强与国际接轨，提高检察官素质的担子很重。”

　 担任福建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同盟委员深有同感。他说，福建检察系统现有在编干部6000多人，而大学本科毕业的仅有1000多人，其中，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才600人。

　 在“两会”上频频传来新闻，全国法院系统将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也表示说，将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目前符合司法规律的人事制度还不健全，进口把不住，出口不畅通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进了一些不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有的不适合检察工作的人没有清理出去。

　 法官越来越难当了，检察官越来越难当了，这些对于百姓来说却是福音———只有整个司法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才能真正保证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陈春龙委员递交的推进司法改革的提案中说：全国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19．1％，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大学本科毕业的只占15．4％，属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就更少。

　 他认为：“相比之下，律师队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50％左右，远远高于法官队伍。所以，常常出现令我们感到无奈的景象：庭审时，台上审案的人，不如台下的人文化素质高、法律业务熟。”

　 陈春龙委员认为，目前，司法机关进人的主要渠道局限于部队转业、大学毕业两种，许多地方机构还有个别人走后门进入司法机关的现象。一定要拓宽司法队伍的进人渠道，把学者、教授，有成就的律师、学有所成的科技人才等，作为“源头活水”广泛纳用。

　 “法院要真正做到公正和提高效率，选拔人最为关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毛宇峨代表，原是广州大学的法学教授，1995年直接担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她告诉记者，由法学专家、学者直接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在各法院并不鲜见。

　 去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52个合议庭庭长、主审法官的位置进行了公开竞聘试点，毛宇峨就是这次竞聘的主考官。

　 为了实事求是地选拔人才，此次竞聘采用了公开、民主的方式，所有法官都可以报名参加。52个职位，共有200多人竞聘。除进行笔试、面试、答辩等测试外，全院领导和群众的无记名投票占了总成绩的40％，仅此一项，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就相差100多分。

　 法学教授担任检察长和法院院长，折射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提高整体队伍素质。

　 在今年的“两高”报告中，肖扬、韩杼滨分别透露，去年，全国法院、检察院基本完成了对1／3法官、检察官的培训任务。各地司法机关也推出了一系列提高队伍素质、广纳人才的措施，比如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出，要用3年时间，引进或者培养10个博士、100个硕士、1000个大学本科毕业生。

　 陈春龙委员说，新体制的目标是减少具有审判、公诉资格的人员数量。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例，具有法官职称的有200多人，而被选任为审判长的，仅仅15人左右。全北京三级法院的法官人数有2500人，能够被选任审判长的，仅仅400人。

　 他说，许多国家的大法官数量极少，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秉公的风范，也因此赢得尊敬。司法机关提高效率，首先就要让掌握司法权的人少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