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20日晚，北京长安街旁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第二场“救助内蒙古雪灾义演”在此举办。来看演出之前，我只知道内蒙古草原发生了雪灾，只听说义演由中华慈善总会组织，准备了捐款和衣物，其他一无所知。
没想到，那忧伤绵长的蒙古族长调一起，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
无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
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到了这个时候，一块木柴一碗小米就是一条命呵”
作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插队知青，孙秋春、魏年夫妻俩对锡盟雪灾的情况，比任何一家媒体知道得都早，都准确，他们一直和旗里的乡亲保持联系。1月4日，他们就从当地朋友的电话中得知，2000年12月31日傍晚，一场长达70多个小时的夹杂沙尘的暴风雪突然呼啸而起，上午9点都伸手不见五指，气温骤降到零下50摄氏度，已有人冻死及失踪，锡盟冻死25人，仅阿巴嘎旗就冻死了6个人，冻伤几百人。他们心急如焚，在北京知青中互相转告。
60年代末，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的北京知青就有4000多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当年，他们都经历过草原上的暴风雪。魏年曾在《草原启示录》一书中记述她亲历的“冰耳朵”之事———
1970年冬，有个晚上，魏年接到通知要去七八里外的阿拉坦浩特的一家蒙古包去宣传毛主席指示。她穿好皮袍，蹬上毡靴，戴上皮帽子，再用长围巾包上头脸，就骑马出发了。走了没多远，魏年只觉得一只耳朵像针扎般地痛了一会儿，就没了感觉。等到了阿拉坦家里，还没脱下袍子，奶茶已送到面前。突然，阿拉坦瞪大眼睛，望着魏年着急地说：“吉合，吉合”（蒙语：耳朵）。魏年忙伸手去摸耳朵，像摸一块木头。魏年在阿拉坦家人的指导下，赶快用一碗凉水泡着耳朵。5分钟后，碗里出现了一个与魏年的右耳一模一样的“冰耳朵”！而魏年的耳朵恢复知觉之后剧痛了好几天，连脸都肿了。至今这只被草原风雪抚摸过的耳朵，依然是魏年全身对寒冷最敏感的部位。
东乌珠穆沁旗的插队知青马晓力，1969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她为拢住羊群不随风跑散（刮大风会把羊惊跑，冬天顺风跑，一跑就会出汗，风一吹，一会儿就冻死了），跺着脚围着羊不停地巡回，唱了一夜的《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回到蒙古包里嘴都木了。那晚她穿的“皮得勒”（皮制蒙古袍）后背破了个小洞，结果让她的腰背痛了大半年。
现在已经是“名律师”的卢刚无法忘怀曾经经历过的那场灾难。当年一场1米多深的大雪把草场都盖严实了，他们54个人只好赶着1500多头牛羊去寻找吃的，回来时只剩下45头牲畜。他说，草原上的暴风雪太可怕了。
当我在孙秋春家听魏年讲“冰耳朵”的故事时，孙秋春一直沉默着，只是不停地给我倒奶茶，神情郁郁。孙秋春当年插队去草原时年仅16岁，妻子魏年是他的“插友”。孙秋春和魏年回京后一直保留着草原的生活习惯———每天都要煮奶茶喝。
孙回城后，在北京呆不住，年年往草原跑，最多的时候一年去了13趟。当我就各传媒的报道是否真实准确向他请教时，他缓缓说出的话沉稳实在———
“草原上年年有暴风雪，有冻死冻伤人畜的事，但这次不同以往。春天是沙尘暴；夏天是旱灾蝗灾；草情不好，牛羊没吃的，很难熬过冬春。现在还不是牲畜大批死亡的的时候，要到5月下旬才知道能保住多少基础母畜。现在留下过冬的牲畜大部分是基础母畜，准备开春产羔的。
“报上说内蒙古全区现已因灾死亡牲畜20万多头，我估计远远不止。前几天我听锡盟民政部门的一个干部说，全锡盟现有牲畜1000多万头，上报的因灾死亡数只有12万头。据我所知，光我们阿巴嘎旗就已经死亡8万头了。锡盟有12个旗，阿旗受的灾不算是最重的。饶是这样，一般牧户牲畜的损失都在30％以上。像西乌旗，提出的口号仅仅是‘力保20％’，那就意味着可能有80％的牲畜都活不到接羔的时候。而且天越冷母畜越坐不住胎，母畜即使活了下来也很难保住小羔……
“农区一次洪水毁掉一季庄稼，过一年粮食产量就能恢复到受灾前的水平；牧区一次白灾损失的牲畜，好几年都缓不上元气。基础母畜就是牧民的生产资料，而牧民留下越冬的牲畜，一半以上是基础母畜。譬如今年的西乌旗，如果只能保住20％的基础母畜，来年的产羔量就只有受灾前的20％，而这些新羔里只有一半是母羔，要养两年才能下羔，而活下来的那20％的母羊，育龄期也就四五年，每年还会自然淘汰20％～30％。这样，要恢复到受灾前的牲畜保有量，少说也得五六年。这白灾的影响还很长，怎么能说抢险救灾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呢？
“这次锡盟大雪成灾肯定要延续100多天，你们记者不是已经看到有牧民把柜子都拆了当柴烧吗？这就离死不远了。到了这个时候，一块木柴一碗小米就是一条命呵。冬天走场的牧民一般不会缺吃的，但燃料和饲料都是就地取材，人烧牛羊粪牛羊吃草，没有燃料草料，人和牛羊都撑不过去的。据当地的朋友说，送去的救灾物资，旗里是低价卖给灾民的，譬如方便面，两三毛钱一袋，说是卖得的钱再去买饲料燃料。平时三四毛钱一斤的玉米豆，现在要卖六毛五。我很担心那些最需要救助的贫困旗县里的贫困户，他们的草场最远，草情最差，没有多少燃料饲料的储备，也没有多少现金。他们才是最需要救助的，但获得的救济物资反而最少。”
“我们就是想为草原，为蒙古族老乡做点事”
草原遭灾的消息将散落在北京各行各业的知青们又串连到一起。以北京老知青为主组建的“草原恋合唱团”就成为知青救助草原行动的主要发起者。大家聚在一起商议怎么做才能帮助草原牧民，有人建议举办义演，动员社会公众为灾民捐款。但这个成立只有一年多的合唱团是业余的，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和设施，也没有接受公众捐款的资格。
草原恋合唱团的团长马晓力，80年代当过中央统战部的团委书记，90年代曾在首都体育馆组织过以“老三届”为主题的大型晚会，是北京老知青里的活跃人物，也是这次救灾义演行动的总策划人之一。大年初三的夜里，远在深圳陪伴父亲过年的马晓力，接受电话采访时激情犹存———
“我们就是想为草原，为蒙古族老乡做点事。我们是业余合唱团，不能搞义演募捐，可我不甘心，想来想去，就找到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阎明复。
“我们找到慈善总会的那天是1月10日，内蒙民政部门的灾情报告还没到北京。听我说了内蒙古的灾情后，阎会长半个小时之内就将全体有关人员召集开会，紧急动员大家进入救灾状态，通过因特网和传真向各国和港澳台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并当即决定举办义演，由草原恋合唱团主唱。中华慈善总会的操作是高度职业化的，很有效率。
“12日开始行动。一呼百应，当天就捐了56万多元。好几个老知青一捐就是上万。我们东乌旗的知青濮晔一家捐了1万元，其中有她的弟弟濮存昕捐的5000元。还有穆存于，是当年草原上惟一会套马驯服生个子（注：未驯过的马）的女马倌，现在北京做房地产，一次就捐了30万元。她哥哥穆增于、嫂嫂武志红都是我们东乌旗的，两口子也捐了1万元。还有当律师的卢刚，也捐了1万多……当天下午我们就和慈总的人一起买了2000多箱方便面装上锡盟来的卡车，和两车皮衣一起发回锡盟。这第一批抵达草原的救灾物资就是我们办成的。
“13日我们开始练歌。那两天排练特别紧张，我们女高音组的几个人晚上排练得很晚，回家只好打的。出租车司机说今天怎么这么大的风雪啊，真够冷的。我们说，内蒙古更冷，遭受了特大雪灾呢。在车上，我们就议论义演救灾的事儿。临下车，司机死活不要出租车费，他说权且当做我个人的捐款，你们给我带到就行了，你们自己都搞义演，我这点儿算什么。下车后我们已经走了有一段路了，司机又调头追过来掏出50块钱说，刚才的都不算，这才是我正式的捐款。这件事让我们都特感动。
“16日在民族宫举办了首场义演，票一下就抢没了，全是知青买。这场演出除收到票款11万多，来看演出的知青当场捐款还有10万多。慈善总会的人说，这是他们见过的现场捐款最多的一次。知青当中很多人其实都下岗了，经济上挺困难的，也是竭尽所能，尽量把自己的一点儿积蓄都捐出来了。有个知青的孩子第一次见识这种热烈的场面，特激动，不停地追着往现场流动捐款箱里投钱，弄得他爸妈连回家的车钱都不够了。第二场义演我们就不敢举着捐款箱在场内募捐了，怕那些生活困难的老知青为难。
“这次救灾行动，不算实物，光是知青个人和知青公司的捐款就有90万元左右。有些人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又跑到慈善总会去捐款。慈善总会一分钟都没耽误，告诉盟里民政部门和慈善会先从银行里提钱用，赶快把燃料饲料买了运下去，慈善总会的善款和北京知青的捐款随后就到，还紧急向国务院报告请求派直升机支援……”
“斯琴高娃是从拍摄剧组赶来的。她哭了，一再鞠躬，几乎到地”
山西插青葛小夏是这样描述首场赈灾义演的———
“昨天的义演，老知青‘草原恋合唱团’是主力。久闻团长马晓力大名，昨天是第一次见到。主持人请她出来说几句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看边幕，以为她会从后台上来，却没想到是从合唱队员的队列中走出，原来是一名普通的合唱队员，也穿着一样的蒙古袍，戴那种顶上尖尖的帽子。
“她介绍了头一天夜里电话了解到的灾区最新情况，话不多，声不高，没有激烈，只是沉重、焦虑。后来她走回队列的时候，我发现她瘦瘦高高的背影，到底还是透出一丝丝疲惫。奔走呼号，筹集组织，可以想象的日日夜夜。给人的感觉，这个站在队列里让人辨认不出的普普通通的女人，是可以挑起很重担子的……是磨砺出来的人。
“晚会邀请了一些名演员，有些蒙古族的演员是从大风雪那边直接赶来的。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同胞在台上讲话时，感谢过北京人民之后，都要再特别提到当年的老知青们。每个人讲到这里都会声音哽咽。斯琴高娃是从拍摄剧组赶来的，还穿着剧中服装，说到对老知青们的感谢和敬意，她哭了，一再鞠躬，几乎到地。德德玛也哭了，她哭着对北京人民、对这次内蒙古赈灾中冲在最前面的当年知青们说：草原人民谢谢你们。真的谢谢……”陈佩斯是笑星，但今天笑得有一点勉强。他说：草原真是美啊！草原牧民真是善良啊！他说，当年知青去内蒙古，牧民们理解不了什么“上山下乡”，就认为是来了一群孩子，他们的爹妈不要他们了，牧民说，既然他们的爹妈不要他们了，我们就收养了他们吧！说到这里，台下响起掌声，还有轻轻的笑声……
“这次赈灾，不知是否让社会记起了这样一个人群，甚至，让社会更加了解这样一个人群？作为组织者之一的马晓力，我想她最关心的一定不是这个。已知天命，不会太过在意的……后来的合唱《草原在哪里》，我发现她几次张口，却一直都不能唱，她好像一直在流泪，或许是一直在忍着不让自己流泪。不过，我还是觉得，她一直在流泪……”
从未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过的葛小夏在这次义演晚会上捐款近5000元；曾在草原上插队生活11年的谢小庆一家，也捐款近5000元：还有知青作家老鬼，蒙古族摄影家东哈达，知青画家杨刚、陈继群、孙志钧等知名人士在义演现场捐书捐画捐作品……留在慈善总会捐款收据上的知青名单很长很长。
捐款的不仅仅是在草原生活过的或是有知青经历的人。知青任春魁兄弟妯娌4个都在内蒙古草原插过队。他的母亲眼神不济看不了电视；耳朵也背，整天抱着收音机听广播。知道内蒙古遭灾，就对任春魁说，乌拉盖不就是你原来插队的公社吗？那可是受灾最重的地方，我得给你钱，去帮你的第二故乡。73岁的老人家硬是塞给53岁的儿子100块钱，让儿子代她投到捐款箱里。
首场义演时，有5个知青的女儿，着蒙古族服装，举着捐款箱在现场巡回。当知青女儿抱着捐款箱走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身边时，他一句话都没说，拿了一沓子钞票就放进捐款箱———没人知道他捐了多少钱，现场录像的镜头都没来得及对准他。慈善总会的副会长、秘书长，他们的老伴、子女，一般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被老知青的真诚感动，被草原恋合唱团的歌声感动，纷纷解囊……
“认下你的孩子，给它喂奶吧……”
马晓力对草原的爱恋，是在草原生活过的北京老知青共有的。尤其是在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不论是留在草原的还是离开草原的，不论是发财的还是下岗的，几乎全都对草原、对牧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1968年到东乌旗额仁高比（苏木）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的李大方，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副团长，被知青们公认为“最任劳任怨的代表”。在春节知青们的聚会中，李大方描述的“草原印象”把大家领进草原秋夜的静谧安详。李大方在合唱团里唱男低音，他的音色像草原秋夜般绵厚沉静。而在草原恋合唱团担任男高音的穆增于，其音质有一种特别的高亢华丽，他笑称是在草原打狼斗狼学狼嚎时练就的。
“我离开草原时，不敢让老乡送，怕哭成一团，就悄悄走了。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不知翻了多少道梁，过最后一道梁时，我突然回头，发现老乡们还站在那儿拿着头巾摇呢。这一幕好几天一直在我脑海里显现……这情景我一辈子忘不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接羔。茫茫草原雪深深，一个孤零零的棚圈，一个蒙古包，传来柔缓悠扬的歌声，这就是蒙古族妇女在对羔呢。年轻的母羊头一次下羔，不认自己的孩子，老乡就劝母羊，认下你的孩子，给它喂奶吧……这歌可以从早唱到晚。我觉得这生产生活中诞生的歌是最美的歌了，就一句‘陶爱格啊陶爱格……’可每个妇女唱出来的曲调都不一样，特别特别打动人，能沁进人的心里。
“在我们插队的草原，与其他农区和兵团不同，没有女知青被凌辱、被强迫嫁给当地人的事。北京知青和蒙古族青年虽然文化差异很大，但彼此欣赏。牧民喜欢女知青，想和你好，如果你不愿意，他绝不强迫你。他会脉脉含情看着你，不声不响照顾你，为你拉琴唱歌。和牧民结婚的女知青都是自己情愿的。”
说起当年乌兰喇嘛一家对她的照顾，说起如今已病逝的乌巴特哥哥对她唱的好听的歌儿，对她的爱恋与呵护，马晓力悠然叹息。
旅居海外已整整20年的原东乌旗知青叶坦，已经不大会唱蒙古歌了，遂吟词与合唱团的插友们唱和。叶坦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蒙古族妇女的名字———
“她名字的意思是‘母亲不要的女儿’，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她的个子比一般妇女略高，典型的蒙古族高颧骨，鼻梁很直很正，长长的睫毛下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好像老在笑。当年在草原，她的丈夫被打成‘内人党’，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忍辱负重，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与不公，可对知青好极了，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当时队上的头头要我们跟她划清界限，不敢和她太亲近。但我一直很想对她说：你是个好人。这句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她就病死了，凭借着死神的力量摆脱了一切劳苦、凌辱和牵挂……”
说起当年插队生活，说起蒙古族妇女的善良美丽和不幸命运，已是“美籍华人”的叶坦记忆犹新。
“草原上民风淳朴，蒙古族男人不吃醋，女人不嫉妒。他们把每个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老婆被其他男人喜欢，做丈夫的会觉得骄傲。你的东西他喜欢，他会直接告诉你；他的东西你喜欢，他会毫不犹豫地送给你。草原地广人稀，生存条件恶劣，最珍贵的是人，是生灵，那里的人百般珍爱生命，怜惜生灵。蒙古族人一进包，不论男女都把孩子搂在怀里亲不够。最原始的蒙古长调，饱含着对生灵的怜惜和柔情……
“我们知青有句话：‘一受草原养育恩，知青便是内蒙人’。我们今天为草原义演歌唱，为救灾尽力，就是为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值得我们这么做。蒙古族老乡的事，就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我的亲人我的牛羊在那里，我的思念我的牵挂在那里。我为家为亲人做事不是回报，是本分。是牧民们教会我们懂得爱，让我们明白人间的温暖人间的情爱，原本是很朴实很单纯的。
说这话的张静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大内总管”，团里大小事项她全操心，大家都叫她“阿姨”。她还有一个别名叫张狗剩———在东乌旗插队时，她曾被牧民家的9条狗扑倒，浑身让狗咬得像个血葫芦。狗口余生的张静有一种参透生死的雍容淡然，留在她记忆里的都是朴实感人的爱的画面。
“受到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熏陶，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很多知青在《草原启示录》一书中回忆在草原上的第一次骑马，第一次杀羊，第一次下夜，第一次走浩特和男生一起相依而眠……很多知青认为，是草原教会他们怎么做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对人性的了解，对善良的向往和信仰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在草原上处处感受到的是蒙古族人不分亲疏贫富都包容的发自本性的纯善，他们没有受到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不整人。‘文革’中我父母被打倒，在北京我被人当做狗崽子处处遭白眼，可我在草原，在蒙古族老乡中从来没有被歧视的感觉。说老实话，我对第二故乡比对第一故乡的感情还深，毕竟人一生最美好的时期，最纯真的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刻骨铭心。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苦得浪漫，苦得潇洒，人性得到舒展。受到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熏陶，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心中永远抹不掉那一片绿色。”
说起草原生活对自己人生观的影响，马晓力感慨深深。
“插队11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形成了自己关于人性善的信念。这种信仰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将影响我的一生。我到内蒙古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正是蒙古族牧民们对我们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将‘人性善’的信念注入了我的脊骨，融入了我的血液……”
这是谢小庆在1997年北京知青纪念赴牧区插队30周年聚会时接受中央电台蒙语部记者采访时脱口而出的一段话，用蒙古语说的一段话。谢16岁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乌旗插队，27岁考上大学离开草原，如今已是华发满头的大学教授，博士后研究员，蒙语依然流利，信念依然未改。
当年知青下乡时，都是16至20岁的孩子，一下子从熟悉的城市来到了偏远陌生的环境，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切生存本领都是牧民教的。蒙古族牧民不善言，但却把勇敢的精神、豁达的心境、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对幼小生命的疼爱、对生灵牲畜的保护……通过日常的生产生活，在蒙古族长调、短调的歌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很多知青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带孩子来草原的动因。“一是想把草原对自己的震撼带给孩子；二是想促进蒙汉两个民族的融合，让这种感情交流延续下去；三是想让孩子们更了解草原，真正喜欢接触大自然。”曾在锡盟插过队的张娜依如是说。
如今，这些知青的后代大都也到了他们父母当年下乡的年纪。有位知青的女儿随父母回草原“省亲”，见识了草原的美丽和牧民的纯善后说：“过去我也看过一些写草原知青的书，留下的印象是草原除了苦就是苦。可当我和几十个知青来到草原，看着他们说起草原就像谈起亲生的孩子一样———我突然明白了：艰苦的生活都已过去，而草原精神已深深地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液中。我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的母亲是在草原度过了她的青春，这里是她们生活过、劳动过、爱过的地方。不光是为了纪念她们在这儿度过的青春，更是为了要我们也爱上这片土地，也能学到坚忍、质朴、宽厚……”
整个春节，我几次参加这些老知青们的聚会。每次聚会都有蒙古族朋友参加，都有拨动心弦的歌。唱起歌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投入，很默契；议起如何保护草原帮助牧民时，每个人又都很执著，很个性。李大方说应该组织召开高层次的有牧民、知青、干部、专家共同参与的研讨会；穆存于念叨着要给牧民设计建造一种能抵御零下40摄氏度严寒的棚舍，要把蒙古族牧民的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孙秋春想推广他研究了十几年的绿色生态环保型的定居点；任春魁呼吁用一部分捐款设立保护草原基金；张静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草原围场种草；连远在异国他乡的叶坦，先是提议引进自家园子的一种常绿草种，受到众插友的哄笑后又提议组织合唱团越洋义演，唤起海外朋友对草原的关注……
春节前的两场义演，北京老知青们做事细心周到，不计名利又能遵章守纪的团队精神也给中华慈善总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春节刚过，阎明复就给马晓力打电话，说义演影响很好，又收到了300多万元的海外捐款，请老知青们集思广益，为后续的救灾工作提提建议。马晓力、张静等人又开始继续操劳，针对草原的现实为慈总提出更实在的救灾行动。同时抓紧排练提高合唱团的节目质量，酝酿与内蒙古青年合唱团联袂再举行一场更高水准的义演，为草原的蒙古族亲人安然度过春荒再出一把力。
在追访草原知青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这些已逾知天命之年的男男女女，虽然天南海北几十年未见，职业境遇迥异，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爱恋共同的歌。这爱中有遗憾没有纠缠，这歌中有忧伤没有怨恨。这些有信仰、爱草原的人在蒙古族亲人遭受特大灾难的时候，怎么会坐视不管，怎能不长歌当哭，唱起那首他们自己写词、自己谱曲的歌《草原在哪里》：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你的生命里。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我的梦里。
草原儿女相聚在一起，
草原就在我们的歌声里。
今天在一起，
明日又别离，
草原草原祝福你，祝福你
……
〔注：本文部分资料取自华夏知青网（www．hxzq．net），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