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月前，国内出现了首家专营邮发报刊征订发送的民营企业———张家口市阳光报业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民企闯了“邮政禁地”，惹得“邮老大”不高兴却又无计可施，因为人家“阳光”是经多家政府部门审批且办了工商营业执照的。

　 10个月后，“阳光”正当红火，当地工商部门却通知其不准再经营邮发报刊征订发送业务（见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工商局突然“变脸”，在于此前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邮政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依据这个同样也是国内首部地方政府颁布的《规定》，“邮发报刊的征订发送为邮政部门的专营业务”。

　 转眼间，“邮老大”破涕为笑，“阳光”却命运难料，有可能劫数难逃。

　 该《规定》以省政府政令的形式发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性规章。通常而论，法治是一个严密的体系。法律、法规、规章得讲究“级别”与“大小”。用一句专业术语来描述：法规不能与法律相抵触，规章不得与法规相抵触。此外，从权威与约束的角度，也是级别低的服从级别高的。现在，“阳光”已陷入了困境，有否解困的转机，关键看《规定》是否与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

　 邮政是个政企合一的国家垄断性行业。但这种国家垄断并不意味着“邮老大”可以“包打天下”。事实上，“邮老大”也无法“包打天下”。譬如，快件速递业务，邮政在做，社会上众多的非邮政公司也在做，而且业务量比邮政局做得更大。更何况现行的《邮政法》也没将报刊征订发送列入专营范围。而对于民间，从“法无规定不为错”和“法无规定都可做”的现代一般法理原则出发，《规定》显然有限制民企发展的嫌疑，明显与《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立法法》的相关条款相抵触。

　 但是，《规定》终究是经过一定行政程序发布的政令。即使《规定》有缺陷，它的修改甚至对某些章节、条文的废除，同样得再通过一定的行政程序。在此之前，《规定》至少在程序上是“合法”的。“阳光”要想免于一死，惟一可做的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条款，对《规定》的合法性申请行政复议。若对复议结果仍然不服，还可以打行政官司。但是，整个过程走一遭，需要相当的时日。

　 我关注“阳光”的生死，更在乎当地工商部门看“人”下“菜”———在执法时搞双重“标准”。

　 一个谁也不敢否认的事实是，各地的晚报、早报、都市报和周末、娱乐、专业类报纸以及相当数量的地、县级党报，有不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采用了自办发行或通过报刊社的“挂靠”公司发行的非邮发方式。问题在于，作为一省之规的《规定》，怎么说在一省之内也该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人们所看到的是，工商部门只拿《规定》约束民营公司，却对报社自办发行视而不问。

　 如此双重“标准”是出于对“公”的“保护”，还是惧怕报社的腰杆子不比自个儿的“软”？

　 谁也无意指责工商部门，面对“公”与“民”的差别，他们有“难处”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可人们有理由关注公正的法治环境，假如执法者在行政执法时厚此薄彼———专捡“软柿子”捏，怎能让人相信法治的权威和效用，又怎能让人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