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中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一位双脚沾满乡村泥巴的国家公务员

　 三峡工程，跨越世纪，百万人为之移民！

　 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早春三月，走进巴山蜀水，耳朵里听的全是移民之事。当记者见到被誉为“移民先锋”的重庆市奉节县城关区委副书记、工委主任冉绍之时，很快就被他质朴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我当过十几年农民，深深懂得土地对农民的意义。移民难，难就难在被迁移的人不肯离开故土，难在迁移后能否安居乐业，能否脱贫致富。”

　 冉绍之个子不高，很壮实。他说：“一头是国家大局，一头是一方百姓的利益，这副担子挑在我肩上，我感到十分沉重。”

　 1998年，冉绍之以出色的工作，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移民：一道世界性难题

　 据介绍，三峡工程需移民120万人，重庆库区占103万人。政府用315亿元对103万移民进行补偿投资。

　 移民，随着三峡工程分三步走：1993年至1997年为“一期”，移民5万人；1998年至2003年6月为“二期”，移民45万人；之后至2009年为“三期”，移民53万人。

　 翻开世界因水利工程而移民搬迁的历史，中国三峡移民数量之大，无人能比。

　 加纳的沃尔塔水利枢纽工程，移民8．4万人；印度的萨塔洛瓦水库工程，移民10万人。我国50年代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38万人，曾创世界之最。但此次三峡移民数量，则相当它的3倍。

　 外国有人说：“移民问题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世界银行的专家坦陈：“世行在移民问题上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但不是很成功，有些方面甚至使人感到遗憾和痛苦。”

　 我国就有这样的情况。丹江口水利工程由于移民问题没解决好，到70年代末还有移民上访，遗留问题直至80年代才缓解。

　 移民，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一次重组。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欧惠书对记者说：“移民是‘百分之百’的刚性目标，难度大，工作更要细。”

　 如果说，建设三峡大坝是对中国人技术水准的一场检验，百万移民则是对中国人的智慧、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重大考验。

　 在重庆，谈到冉绍之，有位官员这样评论：从干部级别来看，干移民工作多年的他，只是个乡干部，是个很小的官。但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冉绍之显示了他的崇高、善良与智慧。

　 故土：中国农民的千年心结

　 冉绍之1952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当兵8年，复员回乡通过考试，聘为乡干部。1992年，调到移民试点乡安坪乡当乡长、乡党委书记，开始了他的“解题生涯”。

　 一位普通的乡村基层干部，怎样在千难万难中干好这份移民的工作？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所谓试点，试的就是能耐。

　 让人搬迁，就要找地方。当时安置政策是“就地后靠”，往高处搬，有土地种。于是，冉绍之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带领干部在沿江60多里的乡内，用脚板勘察，10天便磨破一双胶鞋。

　 当终于选定在大堡三社试点时，遭到了村民反对。首先是村民不愿搬到更贫瘠的土地去开荒，认为祖坟受淹是坏了风水，也不信水会涨到那么高的地方。村民们不许工作人员牵线丈量土地和房屋，砍断绳子，毁坏工具；不让破土动工，炮眼刚打好，又被填上，有人干脆躺在炮眼上，说要炸就炸死他。

　 面对这些，本身就曾是农民的冉绍之，坚信老百姓通情达理。他没有生硬地动用行政手段，而是“换根板凳坐”。

　 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开会。有位村民回忆说：冉乡长在我们院坝开了30多次会。这些磨嘴皮子的会，有的开到中午，有的开到夜里，有的开到凌晨。

　 挨骂受气动摇不了冉绍之。为说服一个老伯，他用耐心诚心，一天一天试着进入“话题”。1995年，三沱村30多移民围攻干部，从早到晚，还把干部的衣服扯破了。冉绍之听说后带人连夜赶来，诚恳地说：“如果把移民干部围起来能解决问题，就把我围起来吧。如果撕衣服能解决问题，我把衣服给你们撕。”

　 他看大家安静了，借机讲顾全大局的道理。事情解决完已是深夜2时，他乘小渔船回乡政府。在场的人担心黑夜翻船，冉绍之说：“万一滚进长江，移民就交给你们了。”

　 据28岁的大堡三社移民何平回忆，为改良新土地，冉乡长始终和村民一起干，忙得灰头土脸。有人说，冉乡长你可以不跟我们农民做的，他说：“我不为农民做事还做啥子？”

　 搬家的头天晚上，何平的70岁奶奶整夜没睡，拄着拐棍走来走去，在堂屋的祖宗牌前自言自语：“几十年啦，几十年啦……”第二天冉绍之带来几个人，拉着奶奶的手说：“这里的东西凡是你想搬走的，我们帮你！”

　 何平家由80平方米的土砖房变成了160平方米的小楼，新修的路从门前通过。他算了笔账：搬迁前每年用两吨化肥，骡子驮到家花近200元，卖脐橙5000斤，也用骡子驮，又花200元，现在用汽车只要60元运费。

　 记者自江边一大片碎石攀登而上，顺着种植脐橙的田地来到何平家的老屋，对面青山绿田，不远处是长江水，江中有过往船只，空气清新视野辽阔，如同置身画中。而江边土地正是肥沃好田，故土啊！

　 分地时，冉绍之提出：不亏农民，不亏国家。他创造性贯彻《移民条例》关于好地7成安置移民、3成留给当地、低产地五五开的规定，兼顾各方利益。

　 大堡三社率先试点成功，作为后靠安置典型，被誉为“库区第一社”。

　 在安坪乡，记者采访曾是搬迁“钉子户”的马长舟时，他说：“和旁人比，冉绍之对群众态度最好。”

　 廉洁：“五支笔”立生命线

　 安坪乡是个移民3800多人的大乡，淹耕地5000多亩，施工项目涉及移民资金3000多万元。这笔钱众目聚焦。

　 上面规定，移民工程款项实行乡长“一支笔”审批。冉绍之认为难以预防漏洞，制定了“五支笔”联审制度。即由工程承包人先根据进度写出拨款申请书，交工程指挥人员签字证明，然后交移民专干签字，再由乡财税所会计凭合同填拨款申请书，经移民工作站站长签字，最后报经乡长审批后才能拨款。

　 为防腐败，他宣布移民资金必须实行“五公开”，即工程招标公开、移民人头公开、移民补偿资金公开、移民建设房屋面积公开、房屋造价公开。

　 冉绍之还宣布：凡与我有亲戚关系的人，一律不得承包移民工程，大家监督。

　 做泥瓦匠的外甥女婿和做钢筋工的外甥，几次来找他，说你家困难也不小，我们干可以给你点帮补。的确，冉绍之过继给无子女的叔叔，家中7口人，3个老人，只他有300多元工资。

　 但冉绍之拒绝了。他对父亲说：“如果我带头这样，还怎么要求别人？”

　 几年来，他的亲戚没有一个承包到建筑工程，因此得罪不少人。

　 一些包工头来了。1999年初，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到他家，临走时故意将装钱的包留在桌上。冉绍之发现后立刻追到江边，大声喊：“老板，你的包忘了带！”

　 一次，冉绍之被一个包工头缠得冒火，说：“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行，我哪能让移民款打水漂！”有的包工头骂他“铁脑壳”不开窍。

　 为确保移民资金专款专用，冉绍之还实行“三个不准”、“四个监督”。即不准将移民资金用于与移民安置规划无关的项目、不准随意调整移民工程项目、不准挪用移民资金作行政开支；接受人大、纪检监察机关、财政审计部门和银行、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

　 3000多万元移民款，多年来没被乱花一分，没有一人因它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