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真真把人气煞也！）俺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吓煞奴家也！）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俺的个亲爹呀！）

　 ——猫腔《檀香刑·大悲调》

　 顺着莫言长篇新作《檀香刑》的字行，你的眼睛被一字一句透露出的寒光逼得畏惧，你想避开却又不能避开。你看到血迹、听到惨叫、感到五脏六腑的绞痛，仿佛划在纸页上和心上的，不是字句而是尖利的刀锋，它们正像书中描述的刑罚一样正在一道一道重重地施行；而掺杂其间的是一腔凄厉又带着土腥味儿的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它的声音是高亢凄厉的，像被冤屈的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叫，也使人联想起秦腔或者吕剧，正巧作为残酷刑罚的荒诞伴奏。所以在这两种视觉和听觉双重刺激中，你的心慢慢地缩紧。它让你读得既放不下手又透不过气来。

　 这故事讲得深、讲得重、讲得狠。它讲述的背景不必多说———1900年前后德国侵占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它讲述的内容也可以惯常的斯文方式复述———以大喜大悲的激情，讲述了一个戏班的班主和德国人对抗的过程，是“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但它讲述的残酷方式却惊心动魄到令人着迷的地步。它讲了“凌迟”酷刑的每一个细节，讲了“檀香刑”的全过程，它讲得那么有条不紊和触目惊心———那是有深远来历的残酷民俗；他讲了施展酷刑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里面有百姓的善良和德行，和为这种善良和德行所付出的屈辱的代价———所以他也讲了道德良心；他讲了关于杀戮、关于血、关于一种情感。那杀戮是异族间的冷冰冰的、没有道理和人情的，那情感是亲人间的、有血缘的，是吃同一种粮食喝同一种水所产生的，它具有着同一种质地———他的讲述属于民族和历史；他也讲了浪漫的戏剧和戏剧的浪漫，以及为这种浪漫鼓掌叫好的朴素的民族心理———所以他也讲了文化。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结构上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3部分。作品有趣，既有戏文语言也有小说语言。但对莫言的采访还是从“杀人的方式”———“檀香刑”开始的。莫言说他并没有研究过“刑罚大全”之类的书籍，所以“檀香刑”不过是想象的结果。莫言说，古时那些人看杀人的场面，比看戏还要兴奋。西方每执大刑时，临街的窗子早早地被贵族们包下。其实刑罚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把人折磨死给活人看。它的中心目的是让人“不得好死”。对此莫言自己也说，我写得“狠”，所以过于优雅的女士最好不要读。

　 伴随着刑罚的是两种声音，莫言自己在后记中总结道：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第二种声音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这个小戏唱腔悲凉，是泣血哭诉。

　 莫言从1996年就想写关于“猫腔”了。莫言说，在话剧与戏剧中，戏剧更加具有浪漫精神，京戏假定性特别强，情节简单得小儿科，但老百姓爱看。尤其是那些地方戏。我们平时看到的京剧《铡美案》是非常文雅的，地方戏上，真的搬来一把铡刀，用猪尿泡里盛上红颜料，戏到要命时一铡，“哗啦”一片血红。在山东高密县城一位管文教的领导看《梁山泊与祝英台》，他就嚷，拉一匹马上来！地方戏就是讲逼真！

　 莫言说，“猫腔”现在在山东高密已经基本绝迹了。最后几次听猫腔，是他们把《列宁在一九一八》改编成“猫腔”。莫言说到尽情处忍不住站起身唱了两段。他说，其实地方戏就是农民的狂欢，就是中国式的狂欢节。

　 “中国式的狂欢节”应该属于民间文学范畴。莫言在后记中评价《檀香刑》说，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所以，“这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到位”。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学的血脉已经贯串到他作品中，他的作品也总出现家乡，这次他又写了家乡高密。问起关于高密，莫言说，在作品中，高密已经不单纯是地理概念，而已成为文学概念。那些山川、河流、植物，都被从别的什么地方移植过去。

　 但无论是刑罚还是“猫腔”，在这些表层形式背后的创作心态和核心动机是什么？莫言说，就是要“爱憎分明”，要对比强烈，要那种桑拿式的快感，要疗治麻木的心灵，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

　 这本“檀香刑”由作家贾平凹题写书名。贾平凹的那字，写得暗藏杀机，又稚又拙。我问莫言你觉得怎么样。莫言说，他写得真好。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