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敏感的“粮改”，在浙江又有新突破。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浙江省从今年起迈出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新步伐。今年3月22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加快推进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专题会议。

　 浙江的粮食生产主要靠早稻和晚稻。早稻因口感不好，浙江人基本不吃早籼米。由于早稻产量要占全年粮食计划产量的一半，落实种植计划面积成为各级政府最棘手的任务之一。农村基层干部把种早稻称为种“政治粮”。一些地方实在难以落实种植指标面积，迫不得已玩起了“数字游戏”。

　 按照“粮改”的操作方案，从今年起逐步调减粮食种植面积。与此同步，粮食收购由原先层层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由各县（市、区）自愿上报指导性计划。变计划定购为订单定购，具体的收购方式也由先前的“主渠道”为主改为多渠道放开经营。企业、个人只须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均可以合法经销粮食和粮食制品。在销售环节，粮价也由政府宏观控制转为随行就市。

　 浙江历来属于缺粮省份。官方公布的数字说，全省年粮食实际需求175亿公斤，缺口55亿公斤，多年来一直通过市场调节平衡。尽管官方始终坚持粮食的“主渠道”经营，粮食的集市贸易在各县（市、区）仍然异常活跃。在大小城市和集镇，国有粮店和大多数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过改制（拍卖、租赁），几乎清一色由个人或合伙经营。与改制前比，全省国有粮食系统的员工人数由4．8万人减至1．6万人。所以，在粮食购销环节，本次“粮改”与其说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思路转换———从自我平衡转向市场平衡，不如说是将已有的粮食集市贸易合法化。

　 土地撂荒，已是个公开的秘密。由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重要性，分散于千家万户的土地很难集约化耕种。土地“集”不起来，种植成本下不来，农业技术推广不开。取消指令性种粮后，撂荒问题是否会更加突出？其实，浙江农村农户之间的土地转租一直存在。“粮改”后，私下进行的转租将为规范的土地流转制度所取代。同样，此类流转浙江各地早在“偷偷”试验。流转的形式和做法各地不尽相同，但坚持土地经营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都十分明确。做得比较好的如绍兴县，在县、镇两级建起了土地信托中心。“余田”经农户委托后交由信托中心发包经营，农户按田亩每年收取合同约定“股金”（租金）。

　 浙江要“粮改”的消息去年末就不胫而走。一时间，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的官员频频造访浙江。同时，浙江的官员也纷纷北上考察。进入3月，一份份订单合同让浙江人吃了个“定心丸”。

　 浙江人的精明在于浙江人的眼光。浙商们老早就盯上了省内外的粮食市场，搞起了粮食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合作方式大致有3种：其一，各级粮食部门之间合同定购；其二，浙江的工商资本（主要是民营资本）北进经营优质稻米种植并贩销浙江，一次性承包十几万亩到几十万亩土地的并非个别；其三，在主产省投资兴办粮食制品的深加工企业，面对浙江乃至全国市场。

　 民以食为天。中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毕竟还是靠天吃饭。一旦国内粮食市场出现波动，浙江人又如何解决“饭碗”？

　 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有3条：每年拨款投入1000万亩标准农田建设；调整现有储备粮结构；流转后的农田不准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万一粮食吃紧，可以恢复粮食种植。前两条，主要是资金到位问题，按浙江现有的财力问题不大。后一条则取决于县、镇（乡）两级政府的监管手段和力度。

　 “粮改”的消息正式见报后，浙江人反响不大：国有粮食系统的职工早有思想准备；城市市民认为无所谓；农民则该种什么还种什么；农村基层干部普遍持欢迎态度；至于县一级政府，年初就早早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惟一思想出现波动的是种粮大户。政府的种粮补贴取消后，结构调整并非易事，关键是要解决好新老政策的衔接。

　 但不管怎样，浙江的“粮改”将趟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