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和我的小说里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尽相同了，我现在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平常，不压迫自己，更不难为别人。其实，这辈子没人能压迫我，除了我自己！

　 有时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来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吗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我干吗要寻找这种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男人和女人？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二十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半疯半醒、濒临崩溃地走了过来，走的弯路太多了，偏执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人们普遍地认为，聚拢成群的状态才是真正的生活，而我那时候却坚定不移地以为独自的空间和思考才是真正的生活；再比如，我曾经有个论调，说写作是为了能够活下去，现在显然应该说是一种乐趣；我曾经号称能透过半句话、半个眼神看到事物的本质，其实事物的内在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些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把问题绝对化了。

　 有时候想，会不会今天出生的孩子与我不再一样，他们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比尔·盖茨或索罗斯，一生出来就忽闪着聪颖的大眼睛对妈妈说，你欠我多少钱的出场费？一生出来小脚丫底下的路就都通向———明确。我想，这样的人才在当今的社会肯定越来越多，但也还会有另外一些少数人会拿出与我同样的问题“难为”自己，甚至思考一生。

　 我记得美国一位哲学家弗罗姆对现代人的目的性和明确性曾深深地忧虑，大意是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那些能产生结果的事情上了，我们说的、做的结果无非是金钱、名望和地位。也就是我上面谈到的———明确。这当然无可厚非。有人也许会问，哲学或者那些严肃的文学多少钱一斤呢？这个问题的确难以回答。人们首先要生活，但生活还包含乐趣或者个人愿望———现代人越来越少考虑去做任何无目的的事情了，忘记了去做一些不能很快换来结果（利益）的事情。可是生活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只是它本身过程的乐趣。在这样一种对功名、利益和消费等外在目的过于明确的追逐中，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远离和失去了“乐趣”，以至于难以想象它的存在。

　 也许我的想法是为自己曾经的思想之路寻找一种合理性。但是，我心里无比感谢那些“弯路”，它使我懂得今天的日子要过得闲疏而平常，亲切而自然，懂得我们既要拥有财富又知道不是一个“钱”字可以了得，懂得我们应该是既复杂又单纯、既恪守自己又通透旁人。

　 终于从“难为”自己的漫长乐趣中走出来了，发现这世界其实还是它本来的样子，不免有点失落。但是，今天的我们对于那些问题，也许会自如沉着地一笑了之，把它积淀在更深的地方，含而不露，不再迫切地对结果忧虑。这是成长的经验，也是成长的代价。

　 我所有的小说差不多即是这种过程的展示。

　 现在，我仍在写作，因为它还是我的一种有乐趣的工作，而不只是著书立说的目的。以后，当这种乐趣完全消失的时候，我就不再写作，坚定地放弃它，不写作也同样是一种坚强的选择。

　 我觉得人们读书的时候，也应该是一种交流一种乐趣，而不只是为了寻到答案这个目的。

　 （“陈染文集”：《与往事干杯》《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等 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