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4年前，我曾与人合作写过《冯根生该不该持300万元股？》、《冯根生拿什么持股？》等7篇文章，由此引发如何破解“冯根生难题”的社会讨论。冯根生是国有企业———中国青春宝集团的掌门人，当时，恰逢集团进行第二次改制，董事会和职代会决议，要求冯根生认购企业2％的股份，价值300万元，冯根生被巨额认购资金难住了。

　 4月2日，《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版发表了《一场肥了个人的改制？———对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公司改制的调查》之后，网上就此文开展的讨论十分热烈。我以为，这至少说明普通公民对国企产权改制的热切关注。浙江省是国企改制较早、框框较少、较彻底（相对而言）的省份之一，时隔4年，经营者如何持大股的问题，再度引起争议，足见国企改制有多难！国人观念的转变有多难！

　 客观地看，人们对“冯根生难题”的前半部分———经营者该不该持大股，已不存多大的疑虑，而对后半部分———经营者拿什么持大股，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说到底就是如何面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我认为，破解“冯根生难题”没有标准答案！

　 经营者拿什么持大股，其实就是经营者认购股权的资金由谁出的问题。眼下通行的变通办法大抵有3类：其一，经营者通过企业作保贷款购股，再以企业利润还贷，等经营者有钱了再与企业结账；其二，经营者用个人股权抵押贷款，如春兰集团老总陶建幸90％的购股资金就通过此法解决；其三，向企业借款购股，典型的如上海家化集团的经营层，一下借了80％的购股资金，再逐年从股权红利中扣除。

　 这3类办法尽管各有所长，却都属于虚拟出资持股，虽然化解了资金来源的难题，但并未解决产权改制所期待解决的风险与收益对等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于经营者，搞好了借款逐年归还，搞砸了，要钱没有，要命倒有一条。对于国家风险极大，对于职工则很不公平。现实中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有经济学家曾经撰文抨击虚拟出资持股现象。认为既然温州的民企老板为贷款敢拿身家性命做抵押，如今国企经营者想持大股，为什么就不能冒倾家荡产的风险？这样的评论能赢得多数人的认同，但对破解“难题”毫无意义。因为，民营与国有的经营者起点不同、背景不同、遇境不同，缺乏直接的可比性。多数国企都是在不得不改制时才想到改制，你不给经营者一定的“优惠”，很少有人愿意收拾“烂摊子”。

　 这些年里，国企改制中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触目惊心，社会各界尤其是职工愤愤然于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公平原则遭到践踏。这中间，当然首先是官员与经营者的犯罪问题，但也有一个改制政策模糊，相关法律、法规空缺滞后的问题。现状如是，国有资产岂能不被大量侵吞？

　 然而，这一切并非改制的错，更不可借机否定改制。我们必须明白，任何改革都得支付社会成本，并以不同比例分摊到所有社会成员头上。针对国企改制，人们所能做的至多是尽量使国有资产少流失。越是面对“流失”，越得加快改制。只有这样，腐败损失才能降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