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加恭去年在中国就曾赤裸裸地表示，要求中国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碑等地方删除“抗日”二字。他说：“在中国各地，有不少写上‘抗日’字眼的历史纪念馆。我曾经向中国的朋友说过，如此没完没了地写着‘抗日’是不大好的。因为，不管怎么解释，（日本）年轻人都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随着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逐渐增强，日本的亚洲邻国更有必要关注这个曾经是“刽子手”的国家。
欣慰的是，尽管日本的经济在战后50多年来几乎渗透到亚洲的每一个角落，但只要提起那一段不幸的遭遇，亚洲各国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日本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如今，随着日本保守势力的进一步嚣张，日本与邻国有扩大彼此分歧的迹象。
据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说，日本对于新版教科书事件对亚洲国家造成的反应是早有预估的，而且已定下对应措施。如果仅仅是朝鲜、中国表示抗议或反应日方是不予以重视的。如果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反应，再视情况而定。以日本近20年对付亚洲邻国的“历史问题”的经验看，日本自会认为，亚洲这些国家也就只是抗议抗议而已，抗议之后就不了了之。更何况，80年代日本对待教科书的实质和方法与今天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日本的右翼势力此时正在暗自窃喜。
从教科书事件的本质来看，日本一直扮演着积极的、主动的、“刺激者”的角色，时不时地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快，亚洲国家总是在被逼无奈时才被动地做出反应。这样一来，关于日本历史问题的主动权就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亚洲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认识这一问题，并协调对策，那么，日本对待教科书的事件很可能再次重演，而且，日本右翼势力会越发嚣张。
日本的某些人在中国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苗头。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加恭去年在中国就曾赤裸裸地表示，要求中国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碑等地方删除“抗日”二字。他说：“在中国各地，有不少写上‘抗日’字眼的历史纪念馆。我曾经向中国的朋友说过，如此没完没了地写着‘抗日’是不大好的。因为，不管怎么解释，（日本）年轻人都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据悉，尽管当时有中国人把他驳斥的面红耳赤，但这样的苗头已经很危险了。又据悉，此人后来又作了一番解释，但其理由几乎无人信服。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某些人运用“本末倒置”的手法对待历史问题已非常娴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狡辩历史问题最经常而又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借口所谓的言论自由，通过媒体制造舆论，误导民众。一方面，一旦亚洲人谈到历史问题时，就被日本人定性为亚洲人在大打“历史牌”。
将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矮化”为对方揪住日本的小辫子不放，这是专门与日本过不去，以历史问题去压日本，从而煽动日本极端狭隘的民族情绪。试想一下，这样的误导，即使是对历史真相比较清楚的人也会感到厌倦，更何况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民众。他们不但不会去反省自己的历史观，反而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会成为邻国敲诈的对象。因此，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日本到底该道歉到何时”早已和“日本到底该被敲诈到何时”划上了等号。
另一方面，如果亚洲人不谈历史问题，就会被日本定性为亚洲人有求于日本，认为亚洲国家为了几个银子而向日本低声下气，进一步“矮化”亚洲邻国的形象，从而反衬出日本“大和大国”的形象，无端膨胀自我意识，对亚洲邻国又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这一点，韩国、东南亚诸国都应该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有些体会更是来自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还有一点，日本一有历史问题，官方最擅长用的手段就是以所谓的“邻国条款”来安抚亚洲国家。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时就是如此；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侵略无罪”论时官方又是如此；此后的多次历史纠纷也都是如此；这一次，日本又把它祭出来了；今后还会接着使用。
这一论调其实是把历史问题的是非丢在一边，对否认历史事件本身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它既不意味着历史问题的了结，也不意味着日本从此与亚洲国家关系能够真正地好转。更严重的是，这个原本应由日本人自我反省与解决的历史问题，一旦被转化为纯粹是为了照顾外国受害者的情绪或是基于所谓的“外压”因此而采取含糊不清的态度，还为日本国内的右翼制造所谓的“干涉内政”提供口实，加剧日本与邻国的摩擦。尽管历史问题与干涉日本内政毫不相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邻国情绪”论与“干涉内政”论是风马牛不相及，倒不如说，这是日本方面在演双簧。亚洲各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
通过今年的右翼教科书事件，日本带给亚洲人的警示是，对日本越来越否认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亚洲人仅有阶段性的反应是不够的。如果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能就历史问题彼此协调立场，还是一盘散沙，那么，日本所采取的“各个击破”的战略将再次发挥效力，亚洲邻国的感情将会被日本右翼势力没完没了地伤害下去。因此，亚洲邻国只有变被动为主动，把日本否认历史的势力遏制住，并使日本转到正道上来，这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