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对象：里根（美国前总统）
时间：1994年1月19日
地点：洛杉矶
里根办公室福斯大厦在好莱坞与贝弗利山庄之间。9时50分，负责里根时间表的秘书凯西直接带我进里根的办公室，“一会儿就在这儿为总统拍照，他会准时到的”。10时整，身着黑色西装的里根从另一扇门中走出来。
当过30年演员的里根，有着很强的镜头感。他走向我选好的角度，站好位置后马上问我：“我往哪个方向看？”拍照中，我请他收下巴。里根没听清，大声问：“你说什么？”凯西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我的要求，并用手指了一下耳朵，向我示意“大声说话”。原来从1982年起，里根的听力明显下降。在白宫时他的电视机开得很响，几乎使同事无法接受。
随后我请他站在墙角边的一个超大字典旁，将左臂放在字典上。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次“最会拍照”的里根，似乎找不到当年电影明星的感觉。不知这是不是他老年痴呆的某种先兆？我在取景框中怎么也捕捉不到他那种严肃又爱说笑的性格。
■拍摄对象：贝聿铭（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
时间：1996年6月27日
地点：纽约
我曾两度被贝聿铭拒绝拍照，在我的坚持邀请下，他最终同意。但他是一位常出远门的人，这中间又经历了两年的联络，才定妥这次造访时间。
10时45分，我在麦迪逊大道600号大厦的门厅同赶来拍照的贝聿铭打了个照面。他的宽额下面戴着老式眼睛，已稀疏的黑发中掺进了灰色，但梳理得连分缝都看的清清楚楚。80岁高龄的他，直直的身板，仍脚健手轻。一身灰色西装配搭着浅蓝的衬衣、深色花格子领带，那张笑容可掬的脸几十年未变。“您是摄影家邓先生？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吧。”他说的是略带江南苏州乡音的普通话。
我原构想贝聿铭穿中式服装同他的现代主义作品形成反差。贝先生听完我的话后，说道：“我来美国60年了，思想已完全融入这个社会。我不会同意穿中式服装拍照，因为我生活中不穿这类衣服。”
在最后拍合影时，我请贝先生坐着，我站在他身边。“坐着不就说明我已老了吗？”他笑着站了起来：“我还年轻呢！”
我为什么拍摄名人
邓伟
1986年，我历时6年拍摄的《中国文化人影录》画册在香港出版。与此同时，在父亲的督促下，我开始了构想中的“世界名人”的拍摄筹备工作。从那一年起，我连续3年向世界各地寄出了数百封邀请世界名人拍照的信。除了船王包玉刚先生的回绝信，大部分石沉大海。
非常幸运的是，我从小便接触了美学家朱光潜、画家李可染等数位学问大家，并与其中几位结成忘年交。正是由于在我长大成人的路上，一直有这样睿智而平易的老人指引，所以我并不觉得名人高高在上。他们的风采和头脑中的人生经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我拍摄《中国文化人影录》、“世界名人”的初衷。
1990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我背着心爱的相机踏上了环球摄影的旅程。
熟悉我的朋友对我跑到国外去吃苦不能理解，认为我是在浪费青春和生命，但我是坚定的，一定要完成拍摄计划。1991年夏天，我拿出全部积蓄买了去新加坡的机票，亲手将邀请拍摄的信送到了资政李光耀先生府上。让我惊喜的是：他接受了。为李光耀先生拍照拉开了我的环球拍摄名人计划的序幕。
虽然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我拍摄到了近百位名人，但事实上这只是我的邀请拍摄对象中的一小部分。美国总统里根，经我多次邀请，八年后才同意拍摄。因缘际遇，也许就这样与许多人错过了。我曾给印度的特雷萨修女写过邀请信，她在回信里虽表示感谢，却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而婉言回绝。当我准备再次向这位以一颗爱心奉献社会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发出邀请时，却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
我愿意把这些名人照片献给世人。愿明天的世界，每一处都洒落着和平、和睦、进步、圣洁的阳光。
邓伟，1959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至1985年自费拍摄完成《中国文化人影录》，1990年开始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至今。
图、文摘自《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邓伟日记：我眼中的世界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