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雄踞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然而到了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却出现了滞胀的顽疾，于是货币主义者乘机“揭竿而起”，成为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的中流砥柱。

　 17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怀着美好的憧憬，历经千辛万苦，横渡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美国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尽管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灿烂的鲜花、遍地的黄金和俯拾即是的钞票，但他们获得了最宝贵的自由。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吸引着亲朋好友如潮水般地涌进这块土地。

　 是什么创造了美国的黄金时代，使她产生出如此之大的魅力？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他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说，秘诀决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东西德的明显反差就是明证。这两个国家原本是一个整体，二战后一分为二，文化水平、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但几十年后，却是天壤之别。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饭店流光溢彩，商品琳琅满目。而在墙的另一边，街道毫无生机、城市灰暗苍白、商品寥寥无几。弗里德曼认为，西德的繁荣富强，主要得益于经济自由政策，而东德的中央计划经济扼杀了经济活力。

　 弗里德曼的著作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充满溢美之词，不惜笔墨地大加褒扬，但他同时也认为，自由经济社会并不意味着天马行空、放任自流。政府应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保证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转。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有四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保证国家安全；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护公共事业、公共设施；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但是过犹不及，政府权力的集中，必将削弱人们的自由。弗里德曼清醒地意识到，近几十年来，美、英等国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结果不仅造成了经济停滞，而且人们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政治自由。因此，他大声疾呼，人们必须改弦更张，重回自由经济的大道。不然，如果继续往政府干预经济的泥潭里走，必定会越陷越深而最终不能自拔。

　 1929－1933年，西方国家曾发生过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关于这次危机，不少经济学家把它归咎于市场的失灵，而弗里德曼却说，市场是无辜的，问题恰恰是出在政府的不当干预。1930年，位于美国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家商业银行倒闭。就像电影院里有人忽然喊起火，人们拼命往外挤一样，存款人担心自己在银行的钱成了“肉包子打狗”，纷纷到银行挤提，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挤兑风潮。弗里德曼认为，无能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没能制止储户的挤兑行为，反而在银行现金严重短缺时，往伤口上撒盐，采取了错误的通货紧缩政策，使陷入资金困境的银行如雪崩般倒闭关门，最终造成金融系统崩溃，进而酿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对于西方国家不断加强的社会福利政策，弗里德曼认为，尽管其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十分令人失望。例如，国民保健事业一度被人们奉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现在却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困境：医生罢工，费用猛涨、服务低劣，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私人医院。而且，公共支出的巨额增长，迫使政府增加税收，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越加激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治疗福利国家病的出路在哪里？弗里德曼认为，必须深入病根，对现行的体制动一次大手术。他建议用一个单一的补贴计划，去替代那些日益烦琐的扶贫政策。即政府划定一条收入标准线，收入高于此线的，缴纳所得税，收入低于此线的不仅不要交税，相反，政府还要根据其收入与标准线的差距，给以补贴。这就是他名噪一时的“负所得税”方案。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可说是入木三分。在他看来，通货膨胀始终是、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当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和服务的增长时，通胀就会发生。弗里德曼还断定，“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以及“挥霍浪费”的消费者，只会引起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引起物价水平普遍的上涨；只会推动通货膨胀的暂时上升，决不会导致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这些人，只是政府在施放烟雾弹，其真正用意，是试图掩盖责任。对通胀的危害，大家都有切肤之感，可为什么政府还要明知故犯呢？从美国历史上看，货币量的过度投放，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应付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应付开支，政府本可以多征税，可多征税往往会遭到公众的反对，会丢选票，所以政府通常不会采取这种不明智的作法；而增发货币却不同，它不太为人们所关注。二是为了实现不切实际的就业目标。比如政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不得不扩大开支，减少税收。产生赤字后，就增发货币来弥补。三是由于联邦储备系统的错误政策。多年来，联邦储备系统没有把心思放在控制货币量上，而是舍本逐末，去控制利率，结果使货币量和利率两者都大幅度波动。

　 事实上，早在1962年，弗里德曼就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自由选择》与它的基本思想大同小异，但两本书所受的“礼遇”却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还是时势造英雄。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雄踞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一呼百应，傲视群雄；然而到了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却出现了滞胀的顽疾，凯恩斯主义者却对此一筹莫展，于是货币主义者乘机“揭竿而起”，成为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的中流砥柱，其言论为社会所广为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弗里德曼的思想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比如，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利用货币手段稳定宏观经济等。但是，弗里德曼把经济中的种种弊端，归咎为国家干预，并呼吁予以取消，似乎是不太可能。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能真正对经济袖手旁观呢？即使在崇尚经济自由的美国，人们也普遍认为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为近10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适宜环境，以至于在美国大选时有人说，选谁当总统都无关紧要，只要老格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成！当初被自己所垢病的美联储，竟一跃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恐怕是弗里德曼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