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内地年轻干部，突然要被派到沿海地区打工两年，条件是职级职别不变，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支付，但必须自谋职业，除打工收入外，每月只能领取150元的基本工资，你干不干？

　 2月15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187名年轻干部，自愿选择踏上了被称为“野外生存训练”的打工之旅。他们说：“与其将来被淘汰，不如现在趁年轻学点真本事。”

　 当地政府举行了隆重仪式，欢送这187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如今，这些“打工干部”都找到工作了吗？

　 我就没把自己当干部

　 27岁的杨海军手里捏着一张深圳地图，在林立的高楼和繁忙的车流间穿行。第一次来到特区，杨海军要凭自己的本事找一份工作。

　 在咸宁市咸安区，杨海军担任过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乡镇企业的副总经理等职务。他想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寻找一个管理岗位。

　 但走进深圳人才市场，杨海军退缩了。招聘栏前，“会电脑”、“英语6级”、“本科以上学历”等一道道门槛，使他的管理梦破灭了。从人才市场转向劳务市场，杨海军把要求降低了很多，但仍未如愿找到一份工作。

　 工作没着落，带来的钱却越来越少。杨海军焦急不安。

　 章翔比杨海军有“自知之明”。曾在咸安区行管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33岁的章翔，一下火车就直奔劳务市场。在深圳，他既没有亲戚朋友借宿管饭，也没有同学熟人介绍工作。生存问题是他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他找到一家10元店，安顿好行李后，几经周折，在一家纯净水公司找到了一份业务员的职位。“从到深圳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把自己当干部，在这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工仔。”章翔说。

　 在深圳，从未做过生意的章翔现在必须一家家上门推销纯净水。出门带的1000元钱买火车票已用去100多元，剩下的钱要维持到发薪水的那一天，章翔不得不精打细算。上班，他提前出门步行；下班，走路回家。想买一张深圳地图，章翔一看标价6元钱，犹豫再三还是没舍得。

　 据《湖北日报》报道，“打工干部”咸安区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陈亚平说：“过去在家里，一听说是干部，哪个不敬畏三分？但在这里一听说是当干部的，人家反而冷言相待。”与陈亚平一同来打工的一位镇组织委员开口闭口叫他陈书记，过去他听着很舒服，现在听起来却很刺耳。陈亚平对这位组织委员说：“在这里我们都是打工仔，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就叫我陈哥或者老陈好啦。”

　 在这批“打工干部”中，大家比较看好陈亚平。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有中文、经济和管理3个文凭，找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三个文凭竟抵不上一技之长”，187名“打工干部”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是咸安区保密局的普通干部郑洪胜。郑不仅会电脑打字，而且懂编程，先后被两家公司看中。

　 让他们自己去闯吧

　 到深圳之前，这些“打工干部”曾八仙过海，纷纷找关系、寻靠山，有的自以为关系很铁，找份工作铁板钉钉没问题。一名乡党委副书记教过书，许多学生在深圳工作，他满有把握地亲自护送两名干部南下。结果他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让他们自己去闯吧。”

　 在深圳，来自咸宁市的打工者有近万人，他们见老家的干部求职来了，开始还热情款待，好吃好喝，过了两天，有人就说：“你们是领导，又是乡亲，管一两餐饭可以，时间长了我们受不了。”

　 有位“打工干部”的妹妹在深圳工作，他原以为妹妹可以给自己介绍一个好工作，但到深圳后才得知是当搬运工。这名干部火了：“我好歹也是局级干部，干这苦力活，叫我面子往哪儿搁？”他妹妹却说：“你想在深圳立足，首先得学会生存。”

　 有的干部开始吃后悔药：单位组织电脑学习时为什么走了过场？有的干部打算，万一找不到工作，回去补习电脑、英语后，再来一搏。

　 更多的人在反思：“这些年我也学了不少知识，譬如农业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转轨改制等，到这里怎么就‘水土不服’？”几位带“长”的干部说，过去当甩手干部，只动口不动手，到深圳求职，别人开口就问：“你干过什么？你能干什么？”

　 “幸运儿”张拥军和金其胜，一个是区委书记的秘书，一个是区长的秘书。2月26日两人结伴南行，经朋友介绍，金其胜在深圳新弘茂工贸公司找到一份财务工作，张拥军在广州番禺区政府法制局工作。

　 金其胜过去在家当秘书不觉得怎么累，来这里白天实打实地干8小时，晚上还要加两个小时的班，头几天硬是吃不消，特别想家，一天打上百元的电话。一个星期过去了，他终于放下架子，融入了打工一族。

　 在番禺区政府法制局的张拥军说，上班第一天，秘书长就给了他两份调查报告，要他修改。他知道这是一道考题，没敢马虎，不仅提前修改了，且改得还不错，受到秘书长的赞许。他说，过去在家里写材料，写好后往打字室一丢了事，这里可不行，得自己在微机上打好。

　 在经历了艰难的求职之旅后，这批“打工干部”慢慢开始适应特区的环境，不再是仅仅被人挑来选去，有的人甚至开始学会了跳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

　 “为什么要作出干部到沿海打工这样的决策？”

　 “锻炼途径多的是，哪个不比打工强？”

　 “好生生的，又没犯错误，何必让干部受这种洋罪？”

　 针对这些议论，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说，这很正常，认识有个过程，统一思想也有个过程。

　 据《湖北日报》报道，曾在南方打工10年的宋亚平，出任咸安区委书记还不到两年。近两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坐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旧板凳上的干部大有人在，急需转轨变型。他曾想把几个部委合并成一个工业办公室，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任人选。

　 宋亚平说，有些人讲起企业改革来一套一套，要他去抓一个企业的具体运作，去主持一项产品开发，却不知从何入手。有些高学历的干部并没有认真上过课，有的学历是混来的，甚至是买来的。

　 选择干部到沿海打工，宋亚平说，这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标新立异出风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抉择。

　 这次外出打工的干部虽然只有187名，只占全区干部的百分之一，但通过这件事可以弄清楚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加强干部的紧迫感，激发出珍惜干部岗位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弱化“官本位”意识等。

　 据宋亚平介绍，近年来，咸安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干部分流、公开招考等一系列改革。但由于观念落后，经常有一些胡搅蛮缠的人，闹得单位鸡犬不宁。有些干部只知道催种催收，高高在上，干群关系紧张。

　 宋亚平说，干部制度改革势所必然，“庸者下能者上”势所必然，与其等下去处处被动，不如从现在做起，从一件件具体事做起，让干部到发达地区打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促使他们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学会游泳。“也许有的干部现在会骂我冷酷无情，但将来他们会感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