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南方周末》法治版报道了《“中原第一大律师”蒙难记》。笔者读后震惊不已。一名优秀的出庭律师，一位著述甚丰的法学学者，因为被怀疑“帮助当事人制造伪证”而遭到拘留、逮捕，并在看守所受尽了肉体折磨。李奎生律师被法庭宣告无罪后的第一句话是：“感觉生不如死。”

　 这使笔者想起学生时代法律系主任上刑法课时的一段自述：“虽然我教了20多年的法律，也已经干了十几年的律师，但如果公安局或检察院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心里还是感到害怕。”

　 由此看来，“‘中原第一大律师’蒙难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背后隐藏着必然的制度原因：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律师（代表辩方）和检察官（代表控方）的地位不是平等的。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将造成社会危害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是它的法定职权。但是，正由于这种强有力公诉制度的存在，司法机关一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这个人便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便与刑事诉讼的“三角构造理论”相悖。

　 刑事诉讼的三角构造理论，要求控、辩、审三方处于一种等腰三角形的位置布局，审判者居于控、辩之间，又踞于其上，与诉讼双方是等距的。“等距”，即表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但事实上，被告人自己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使权利平衡起见，宪法又设置了刑事辩护制度，让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帮助犯罪嫌疑人平等地同公诉方“对抗”。这些人权理念都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一一得到落实。

　 遗憾的是，法律常常遭到无情的践踏。在新刑法实施的三年里，全国范围内已有数十名律师被“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和“毁灭证据罪”送进了监狱。甚至还有检察官庭上刚和律师辩论，一休庭马上就将其逮捕的戏剧性场面发生。理由据称是“当庭发现辩护人有串通被告人作伪证的嫌疑”。这种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都能堂而皇之地见诸报端，律师的平等地位从何谈起？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典条文中是没有“检察院”一词的，“prosecutor”指的是检察官，法律辞典解释为“政府的律师”。这其实反映了西方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个人和国家是平等的。美国没有“公诉”一说，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立案记录上都写着“美利坚合众国诉××（被告人）”，由国家担任原告，完全是我们民事案件的诉讼模式。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身份同为律师，只不过一个代表国家，另一个代表刑事被告人。既然都是律师，法庭地位平等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所以鲜见有西方国家的律师受到司法机关的无端发难。

　 目前，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性质重新定位的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检察官的国家身份不会改变。笔者建议，在修改《律师法》时仿效国外建立“律师豁免制度”，对于“帮助伪证”、“妨害作证”、“帮助毁灭证据”等刑事诉讼中非常模棱两可的律师行为不予刑事追究，而代之以行政处分和行业惩戒。情节严重必须定罪量刑的，非经严格的调查、侦查程序亦不得采取强制措施，由此最大程度地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和律师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