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披露：“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他还举出例证说：在“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情妇”。有文章说，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除了法盲，不法分子直接用钱行贿者日少，他们钻法律的空子，转而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而贪官也审时度势，暗示对方另谋新途。于是，鬼域世界出现了甲方“避开孔方兄，什么都敢送”，乙方“财物分毫不受，别的一概照收”的新景观。其中“靓丽的风景线”，便是那“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的美女，成了行贿的首选。
尽管我国现在关于性贿赂还没有法律规定，执法人员碰到此类案件，因无法可依而难免尴尬，但性贿赂在古老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史记·周本纪》载：“帝纣囚西伯（后来的周文王）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是历史上性贿赂的最早记录。这次性贿赂使文王得以组建军队，征伐扩张，为夺取天下打基础。
“前头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爬。”举个今例。某省有个“养鳗大王”，不到4年就获贷款12亿元之多，被他拉下水的有1名副厅级、3名县处级、21名乡科级和20多名一般干部。据他说，他的法宝是“金弹”和“肉弹”，“色情公关”百发百中。“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这种灵验法术被纷纷效仿。于是，“色权交易”便在一些地方与“权钱交易”并驾齐驱，难分仲伯。
古今贪官，所贪不外财色两大宗。贫困时贪图财物，待到金银日多，“饱暖思淫逸”，便贪起色来。南宋钱塘知县程松，见奸相韩胄家资无数，便物色一名美女，取名“松寿”，送往韩府。松寿大受宠爱，程松连连升官。今天程松的子孙众多，性贿赂日盛，是因为它具有四种“优势”。其一，容易隐蔽。南京市原车管所长查贵今花在女人身上的钱达70多万元，而一家公司却为他如数“报销”。若不是所长东窗事发，这笔贿赂便会不露痕迹。其二，便当神奇。前些时海南省侦破一起诈骗8000万元的大案，犯罪嫌疑人范起明的家人四处寻觅，终于在海口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德伟身上打开缺口，范的妹妹与王多次发生性关系，王便以范有病为由取保出狱候审，范随即出逃。案情如此重大，若非“肉弹”进攻，怎能死里逃生？其三，持久耐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某地一名三陪女毛遂自荐，用自身色相向当权者行贿，结果“渐入佳境”：入了党，提了干，一路攀升，直到当上开发区的宣传部长。一次性的“权钱交易”哪有如此长效？其四，能获厚利。去年广州、珠海、深圳公布的102宗受贿案中，被查处官员100％包养了“二奶”，包养费用自然有人暗中支付，而支付者也会得到丰厚“回报”。
中国的志士仁人，历来对伤风败俗、丑恶之极的性贿赂深恶痛绝，力主严惩。古代有“十恶”说，性贿赂与“十恶”中的“不道”、“不义”、“内乱”（禽兽其行，朋淫乱礼）都挨着边儿。《旧唐书·张行成传》就记载着谏官朱敬则对武则天接受性贿赂的冒死直谏：“嗜欲之情，贤者节之。近闻（朝臣）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侯祥（又）云阳道壮伟，专欲自进供奉。无礼无仪，滥于朝听。”为此武则天赏赐了朱敬则。大奸巨恶因搞性贿赂而受到惩处的，史籍屡有记载。向武则天行性贿赂谋得高官厚禄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后来被枭首示众。南宋那个程松，韩胄倒台后亦被贬死宾州。“夜拥笙歌百尺台，中天月落宴还开。美人玉体横陈时，奸人钱财滚滚来。”在性贿赂日渐猖狂，国家利益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的今天，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制定惩治性贿赂的法律条文，使司法、监督都有法可依，从而有效打击“色权交易”的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