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团访华期间，特意来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花了一个多小时专门就日本右翼新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向北大的学生进行辩解。他们宣称，日本的教科书是由民间编写的，审定制度也与中、韩不同，希望予以理解；日本新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有8种可供选择，而非1种；等等。

　 日本文部科学省此次审定合格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肆意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歪曲侵华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遭到亚洲邻国的抗议而发展成为外交事件。作为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反省自身，而是采取“游说”方式，成群结队来到中国，为右翼编写的教科书辩护撑腰。这样的“宣传队”，令人费解。

　 首先，关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与日本右翼蓄意出台这册教科书的关系。日本的教科书制度简言之即由7家或8家民间编撰机构编写、然后送交文部科学省审核，合格者即可为全国的学校选择使用。当然，国家不同，制度各异，而不论教科书由何人编写、审定制度多么科学，人们最关心的无疑是最终结果，即日本政府为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开了绿灯。对此，前来辩解的日本政治家为何本末倒置？

　 其次，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止一个版本，日本国会议员强调这一点，无非是想说明选择这本书作教科书的学校可能并非多数。实际上，即便是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存在淡化处理“随军慰安妇”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只不过右翼学者编撰的教科书问题最为严重，从而成为众矢之的。究竟多少学校准备选择那本问题最严重的教科书，尚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用了这本教科书的初中生就非常有可能被培养成新一代“军国少年”。

　 记者驻日本时，每当右翼政治家如原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原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等出来大放厥词时，常会有一些日本朋友来安慰道：“放心吧，这些都是受战前教育过来的人，思想无法改变，但死一个少一个，成不了气候。”现在看来，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必将导致老右翼政客“桃李满天下”，怎不令人忧虑？那些充当“宣传队”的政治家们，对此又作何解释？

　 其实，包括前来做宣传解释工作的日本议员在内，他们心里应该明白日本政界的现实：目前，以自民党为主的各保守政党内，否定侵略、美化殖民统治历史的政治家并非极少数。他们与右翼学者相勾结，一在政界，一在民间，朝野携手，推动日本政治向着更右的方向迈进。

　 在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内，有一个名叫“历史检讨委员会”的组织，它由105名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即主张：一、“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二、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属于捏造，日本没有上述战争犯罪；三、迄今为止的教科书把莫须有的侵略和加害者责任写入其中，有必要开展新的“教科书之战”；四、为使上述历史认识作为国民的共识，有必要利用民间学者开展国民运动。此外，在战后出生的议员中，还有一个“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的年轻议员之会”，该会则与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全面合作。

　 据日本学者亻表义文调查并撰文称，在森喜朗内阁中，包括森喜朗本人在内，有十多名大臣和副大臣属于“历史检讨委员会”或“思考日本前途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的成员。民间身份的右翼学者倚仗政界的支持，有恃无恐。他们最大的胜利便是成功地把这本战后问题最严重的教科书推出来，至于137处修改，对其来讲也仅仅是略显美中不足而已。只要教科书问世，即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1982年，日本也曾有过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事实的事件，后因中、韩等国的抗议而成为外交问题。后来，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核标准中加入了“近邻各国条款”，规定在近现代史中涉及日本与亚洲近邻的历史问题时，应本着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精神加以考虑。因此，“邻国条款”既是审核标准，又是日本政府承诺的国际公约。此次日本文部科学省为右翼编写的教科书开绿灯，只能说是践踏了国际公约。

　 充当“宣传队”的日本议员需要认清：日本历史上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殖民政策，给邻国造成了深重灾难，篡改历史的最终结局只能是欲盖弥彰。日本的议员先生如果真正出于睦邻友好，大可不必采取游说而梦想使邻国人接受问题严重的教科书，而应当把目光转向德国，向德国的政治家取经，学习德国是如何采取法律手段，努力消除纳粹思想滋生的土壤，从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