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云芳，全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她曾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长篇通讯《追求》和《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在读者中引起过轰动效应；出版了3本新闻著作：新闻作品选《我就是我》，新闻札记《记者梦》，新闻论著《新闻文体大趋势》；在《新闻文体大趋势》中大胆提出并论述了“中性报道”与“全息报道”的概念，在新闻界同行中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关注。
那个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新生的星期天，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又4个月，但今天回忆起来，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细节，仍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
北京。海军总医院大院内。寒风凛冽，落叶纷纷扬扬。丁炳昌牵着我的手，踏着飒飒作响的落叶，缓缓行步。由于是星期天，院内人不多，我们绕着一幢幢建筑物，默默无言，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是1992年11月中旬的一天。
“回房吧，小心着凉。”丁炳昌温柔地劝我，但我执意要继续走下去。
纵然是共同生活了22年的丈夫丁炳昌，也难以体味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是的，你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散步，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而我呢，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结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从早晨起，我就在生丁炳昌的气，因为他坚决不让我利用这手术前的最后一天上街逛一逛。“万一感冒了，手术就得推迟，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他重复着医生的话。不错，可是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地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魂牵梦绕……
所有这些，对他人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企求，但对我，都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我羡慕所有此时此刻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一个半月后，经历了手术和第一次化疗的我，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精神奕奕。我弱不禁风，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丁炳昌搀扶下绕着病床走两圈，剩下的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北国的寒风中抖动，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枝头———这幅定格的画面是我当时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是我惟一跟外面自然界的联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这里，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快了，春暖花开时，我们就能回家。”丁炳昌每次都这样安慰我。为了让这个“目标”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甚至把出院后要做的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到长江上旅游，到老家访亲，给老父亲祝80大寿……当然，还有写书。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投入，很动情。单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会悄悄地夺眶而出，丁炳昌也会突然间黯然神伤：我俩谁都清楚，这张灿烂的单子在当时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
几年后，“死而复生”的我重新回到了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朋友们感觉到这位原先的‘女强人’已变了个样子，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咄咄逼人，而是变得超然了，宽容了，随和了，也变得温柔了，尤其是对她的丈夫丁炳昌。”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
是的，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新生的我。这个我，对职称、职务、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已经不大在乎，对待世俗的眼光，更是淡然、释然、坦然、超然。对我来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百倍地珍惜和享受生命的每一天，尽量用它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事。
归队后我和丁炳昌来了个“交椅”轮流坐。生病前，我曾在湖北当过10年记者站站长，丁炳昌是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而现在，丁炳昌成了（海南记者站）站长，我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他的“站员”，同时还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我很喜欢自己的新“角色”，一心想为他们父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宁静的港湾。
于是，当年的镜头现在一遍遍地在家里重复“放映”，不过男女主角的“功能”和“位置”作了根本上的变换：
过去，总是丁站员帮樊站长抄稿件，现在倒过来了，丁站长动不动就拿两页纸放到樊站员的电脑上，说：“快，这个要急打。”不用问，这肯定又是他老人家划拉出了一篇破稿件，也不用问，“版面”上肯定勾画得一塌糊涂像个大花脸！“急打”的意思是：给他“修改”好打印出来再发到报社记者部。当然，落款肯定是丁站长的大名而不会是姓樊的。
过去夫妻双双出去，总是姓樊的走在前头，姓丁的在后面跟着。“这位是光明日报的樊站长（或名记者之类），这是她的爱人”———别人这样介绍。而现在，则反过来：“这位是丁站长，这是他的家属。”（海南名为大特区，实际上土得掉渣，称妻子为“家属”）各个部门通知开会或宴会之类，总不忘加上一句“请丁站长参加”，好像姓樊的都没有资格参加，或者眼红得不得了，企图削尖了脑袋钻进去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想当初，那些势利小人动辄“请樊站长参加”，气得丁先生七窍生烟。
记得文汇报老记者黄俭写的《夫妻记者站》那篇报道里这样写：樊云芳出差，都得由丁炳昌整理行装，否则必定是少了粮票没了袜子。可现在，呸，没门！丁站长自己的袜子都得由我给他塞到提箱里，否则到了外面都得当个“光脚站长”！你要数落他，他就挠着脑壳，嬉皮笑脸地呲着牙：“老了，记性不好了。”可叫人忿忿不平的是，这个病歪歪的丁站长的头发还是黑乎乎的，不像我都已花白了。
前年我们应邀到武汉采访，老朋友们见了丁炳昌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哎呀，老丁，你的精神好多了，脸色也红起来了，恭喜恭喜！丁炳昌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这个嘛，要肯定樊某人的功劳嘛！”“她的功劳？”个个瞪圆了眼，那表情、那口气就像听到了天方夜谭。而我也不作解释，只是嘻嘻地傻笑。
我的两位“公子”，在我病前对我这个“女强人”妈妈很不感冒。老大虽然一见我就低眉垂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实际上母子间的单独谈话从未超过3分钟———做儿子的决心缄口无言，我这个老娘又如何能把“独角戏”唱下去？那个小的更好，一见到我的影子就一溜烟钻进自己房内，倒像是见到一个妖怪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狼外婆”！可现在，很令我洋洋得意的是，我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好朋友。
1996年初夏，即将步入高三年级的小儿子成绩单上一片“红灯”，令丁炳昌和我心碎。我权衡再三，推迟了已经列好提纲的两本书稿，转过头来全身心地帮助儿子。从每天的饮食起居到细微的思想工作，从一一聘请辅导老师到安排每周的复习计划，简直巨细无遗。一年又两个月后，小儿子以较理想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攀上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关键的“高度”。
大儿子离开学校后的路走得很坎坷，这跟我直接有关。本来他已经接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入学通知，是我突然得病使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那天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他守在病房门口无声地哭泣，我的心震颤着，已经淡忘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还在他上小学4年级时，一天上午，老师叫他到黑板跟前做一道题目，可毛衣袖口上脱落的毛线一直从课桌下拖到黑板跟前，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回家来，他把毛衣扔到了我正在写作的桌子上，就像今天一样泪痕满面……“对不起，儿子，实在对不起———”我想说，但嘴唇阖动着，就是发不出声来。
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妈妈也成了他最亲密的“顾问”。“妈妈，你现在有空儿吗？”每逢接到他这样的电话，我就是再忙，也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他在经营一个棕榈园，我就时时处处留心收集棕榈资料。母子俩一谈开棕榈，就必定是口若悬河，每每要等丁炳昌一声断喝才会住嘴。当然，我也“索取”着丰厚的“回报”：每天早晚带着两条小狗散步到他的苗圃里（从家去只需步行10分钟），观察种子不停地育成苗。苗一天天长大，真是妙不可言，其乐无穷。
1999年春节前后，丁炳昌和我细心地列出了一张名单，按照名单我们发出了26封信件，接到信的朋友们———他们极大多数已经离退休———都很开心。有一封回信这样说：“我把这封长信从头到底看了四五遍，一面看一面开怀大笑……我知道你们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高兴（一年前她的丈夫因病去世），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
是的，我现在不仅更爱自己的亲人，也比以往更乐于向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朋友伸出友爱之手，哪怕只是写一封信、寄一张生日卡表达真诚的问候：我怎能忘记住在北京海军总医院时收到的一束束鲜花、一封封来信？在我与死神作长时间的艰苦格斗时，是亲友、同仁和医务人员们绵绵不绝的关爱，给了我无穷的希望和力量。丁炳昌至今保存着一张名单：上面记着曾来医院探视的200多位朋友和同仁的名字。他们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间。
面临死亡决不令人向往，但正是面临死亡使我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爱情、家庭和人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大红大紫”中的我，已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完全忽略了我的家人、特别是丁炳昌的处境和感受。事实上正是这些至亲至爱者无私的爱和奉献给我这个“蠢东西”（丁炳昌对我的评价）的成功营造了稳定可靠的大本营，使我得以大树下面好乘凉，但我却本末倒置，误以为是我这棵“大树”给他们这些“小草”带来了阴凉和荣耀。
记得1981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骨瘦如柴，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每天深夜才归，他每夜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1．4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是我的成名作。从那时起，丈夫的智慧、能力和工作业绩被妻子“名”记者的“光环”掩盖了整整10年。
现在我明白了：爱情必须是相互奉献，共同扶持，决不是单方面的支付和索取。以牺牲一个来造就另一个，人为地或无限制地扩大双方的差距，在多数情况下只会扼杀爱情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金戈铁马建功立业无疑令生命充实，但走向极端把工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把功名视作了人生的真谛，就有违人性常理了，真所谓“真理多走半步就成了谬误”。反过头来回味诸葛亮的至理名言“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真是意味深长，茅塞顿开。
因此，我感谢上苍，是他安排的这场“灭顶之灾”使我重新领略了生命的美好，也从此拥有了全新的生命；使我和丁炳昌都重新认识了对方的价值，也重新拥有了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