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两院系统内将实行“引咎辞职制”。不久，重庆市出台的引咎辞职有关规定一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同时据称，深圳龙岗、海南万宁等地已有类似规定。

　 什么是引咎辞职？我的基本看法是：它是指职务人因自觉履职不力、自认对职权行使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负有责任而自动辞去所任职务。也就是说，引咎辞职本质上是自究、自律，无论是否受到社会舆论、民意等因素影响，最终都只能表现为由职务人自我实施的行为。它与职务人被有关组织认定为履职不力，从而被其追究责任、被其解除职务有着截然区别。追究解职是他究、他律，表现为由职务人的管理者按规定实施的行为。

　 于是，和目前见到的许多观点不同，我认为：只能源于职务人主动的引咎辞职，具有不可规定、不可强制、不可制度化的性质，换言之，凡能规定、能强制、能制度化的责任归认及相应处分，均可纳入到由有关组织部门对职务人追究解职这方面去。站在社会的角度讲，引咎辞职只能倡导，对职务人是一种软约束，不确定性强，追究解职才能规范，对职务人是一种硬约束，确定性强。对解决领导干部履职不力问题，后者才是根本，前者只是补充，不应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重庆市政府之文，与其作为引咎辞职规定，不如直接作为追究解职规定。比如：1年之内发生2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或发生1次死亡30人以上事故的区县，分管该项工作的区、县领导要引咎辞职。如果，把此处的引咎辞职换成“被追究责任，被解除职务”，是不是完全可以，甚至说更恰当、更理应如此呢？也即，不假引咎辞职之名，只要上述规定中的事故发生了，组织上就理所当然地该对相关领导按责任论处。

　 我的意思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领导在职不作为、责任心不强、敬业精神不够、官僚作风严重、决策主观随意、爱搞形式摆花架子做表现文章以及干部队伍建设中能上不能下、庸不让贤等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引咎辞职制”的空缺，而在于对领导干部管理、考核、监督、处分等硬约束制度的空缺或虽有但未落实。重庆市的前述举措，名义上是补引咎辞职之缺，实际上是补本该有的追究解职制度之缺，其轰动反映出此前在此方面严重缺规少矩。

　 那么，只可倡导而不可能制度化的引咎辞职是否没有意义呢？当然不是。我认为，其最大意义就体现在倡导本身上，因为社会的广泛倡导就表明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一旦引咎辞职之举得到社会高度认同，对领导干部正视民心向背、重德勤政、尽忠职守的鞭策作用势必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