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商誉好了　温州的商人走了

　 “温州现在不行，有钱的老板都跑到外地去了。”

　 出温州火车站，上出租车，刚聊起温州，司机便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在随后几天的采访中，记者不仅多次听到这种说法，而且得到了一个佐证的数字：目前温州做大的企业几乎都到上海办了厂。据不完全统计，温州人在上海办的企业已超过500家。

　 这是怎么回事？

　 “这再正常不过。这种现象是温州经济发育成熟的表现，并不说明温州已经不行了。美国的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生产，能因此断定美国经济不行吗？”在温州、上海两地都建有规模庞大的工业园的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这样说。“企业追求的是最大利益。温州的企业经过10年风雨，已经跨上了一个台阶，进入品牌经营时期。品牌就是面向全国、全世界的一个符号标志，在哪里生产取决于生产成本的高低。”

　 温州市人民西路，妙果寺时装城大门前一纸告示宣布这里要变成文物花木市场。走进门里，原有的格局已经拆得七零八落。在一堆建筑废墟旁，一块立于1997年10月的石碑上刻着：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窗口，与全国40多个服装专业市场建立了信息网络，市场商品辐射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

　 妙果寺时装城，一度曾是温州繁荣的象征，这里一个4平方米的摊位年租金高达40万元，年客流量在300万人以上。现在，曾经的辉煌已经只剩下石刻。

　 温州市工商局市场处副处长刘永宏认为，妙果寺时装城的衰落是好事，它透射出温州的服装产业升级了。

　 1994年就走出妙果寺时装城自创品牌的温州美特斯·邦威服饰公司董事长周成建说，专业批发市场的层次较低，适合温州初始家庭工厂产品的销售，是典型的前店后厂方式，名牌服装的价位及其售后服务很难在这里体现。

　 “总代理、加盟连锁、专卖，已成为温州服装企业拓展市场的主要方式。”温州服装商会负责人郑晨爱说。过去温州服装基本上是廉价的低档货，靠批量大获取利润，不敢问津档次稍高的商场，只能进入专业批发市场。而现在，温州许多服装企业不但走出了妙果寺时装城之类的专业批发市场，还要考虑经销商、总代理、加盟连锁店的经营管理水平会不会有损其服装品牌的美誉度。

　 一切的一切说明，温州的产业升级了，这体现在温州产品的品牌化，温州形象的信誉化。而这种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市场经济的无形推力，来自竞争给企业的压力。企业升级成为老板的自觉行为。温州大学学者张一力这样分析。

　 一位温州老板告诉记者，温州人最讲实际了，这种“实际”就是怎样做在市场中能挣到钱，按市场的游戏规则办，水到则渠成。

　 千万富翁与千万富翁的合作

　 3月18日，地处温州永嘉县的报喜鸟集团迎来了5周岁生日。报喜鸟人给自己的总结是“光华五年”：5年间，报喜鸟西服的年生产能力从10万套飞跃到了60万套；5年间，年销售收入从5000万元猛增到了5亿多元。

　 喜气洋溢在集团董事长吴志泽的脸上。5年前完成的那次惊人一跃，奠定了企业发展的基础。

　 1996年，吴当时是浙江纳士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他经营的“嘉利士”西服已经有了2000多万元的资产。日子能过，但发展堪忧。此时的服装市场发生了质变，人们穿衣不再只求实惠耐用，而开始讲求体面享受。带着思考，他来到宁波杉杉集团考察，发现这家企业没有淡季，客户手拿钞票排队等货。“品牌”、“规模”两个词深深地刻在了吴的脑中。

　 吴志泽深感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跟上市场节奏，无法在短期内培育出有规模上档次的品牌。这时，报喜鸟制衣公司和奥斯特制衣公司的老板陈章银、吴真生出现了。这两人的企业也都做到了2000万元资产的规模，也都正在为今后的发展寻求出路。

　 共同的利益使3人迅速走到了一起：联合使生产规模扩大，通力让一个品牌叫响。

　 联合的过程并不简单。利益怎么分？资产怎么管？谁做董事长？3个商标留哪个？每一个问题牵动的都是具体的利益，谁来监督各自的操作？

　 “可以不相信个人，但不能不相信市场。欺骗个人可能有暂时的利益，但欺骗市场最终只能大家一起完蛋。”吴志泽告诉记者，在市场竞争压力面前，大家没有理由相互猜疑，一切的努力都朝向新目标。当时大家资产相当，于是我们规定了股份定额，并明确各自今后不能增加；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做出了董事长、主管营销和主管生产的副董事长的职位安排；商标选用，由专家论证决定，不算无形资产；各自的债权债务一律不带入新企业……结果，我们合作得很顺利，今天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合作得很成功。

　 “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就是这样，不靠嘴说，要由市场检验。企业做到品牌时代，面对市场撒谎，就是跟钱过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是市场发育的结果。”吴志泽说。

　 温州人一直领先

　 “说到温州形象的改变，要关注人的行动，更要思考人为什么这样行动，为什么这样行动了就能挣钱。”温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津龙说。

　 “温州二次创业的过程，正好跨越中国消费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亲历了温州20年变迁的马津龙认为，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形成了温州二次创业成功的推力。

　 温州人秉承传统，得风气之先，抓住短缺时代的好时机，家庭工厂蓬勃兴起，商品市场生意兴隆，完成了原始积累。此时温州假冒抬头，从一个角度说是资本惟利是图的结果，但其间更有市场短缺的诱因，这种诱因给了资本扩张的动力。此外，从文化角度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严格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体手工业、商业贸易被禁止。对温州来说，这相当于切断了当地延续下来的一种商业传统。一些手工技术恢复很容易，但对千百年来形成的已经流淌在温州人血液中的诚信商魂而言，这时即使不敢说已被磨灭，也至少是被大大地稀释淡化了。

　 到10年前左右，中国市场开始发生变化，而此时恰是温州因假冒被严打之时，这可以说是温州人的又一个机遇。企业的竞争必须要有公平的环境，此时的温州企业中，做得好的企业正在受到做得不好的企业的侵扰。政府的坚决打假净化了市场，市场向法制化迈了一大步，而这为已完成原始积累并开始转型上台阶的企业拓展了良好空间。

　 “温州的企业能上台阶，就得益于这种良好空间———充分竞争，活不好立即就死。温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他们经营不好，没有人相救。而这种生与死的竞争靠什么？靠产品、靠质量。在产品质量的比拼中，先辈积聚起的商魂被温州现代的老板们无形中接续起来了。”马津龙告诉记者，“你知道吗？温州以前有2000多家西服厂，经过市场淘汰剩下了300多家。西服厂少了，但企业规模大了，档次高了，温州品牌形象出来了，经济发展了。”

　 温州现象告诉我们，市场需要规则，依靠规则来限制诸如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营造一种企业自由竞争的环境。因此，规则即自由。而有了好的环境，老板们各显其能，充分竞争，结果形象变得可信可敬，大家一齐发财。从这一角度说，自由即诚信。

　 漫步温州市街头，街道忽窄忽宽，鳞次栉比的高楼和低矮的棚屋相互拥挤。几乎每一个温州老板都有过因发展而一再搬迁企业的经历。温州表象上的这种乱，明白无误地给外来人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在市场经济面前，人的想象力总是跟不上发展的脚步。

　 温州总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