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春——那个给毛主席点烟的人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认识徐建春的人都知道，她最珍爱的一样东西，是和毛主席的合影。
1957年，徐建春进京参加团代会。毛主席来到团代表们中间，和他们亲切交谈。谈话间，主席掏出一支香烟。徐建春见到桌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主席笑了，大家都笑了。这个温馨的瞬间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拍下来，成为一张流传久远的照片。
1950年，徐建春高小毕业回到家乡。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小姑娘，被大家推选为互助组组长，领导大家搞生产。以后，她又成了初级社社长，管理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过劳模。作为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鼓舞了许多在基层工作的年轻人。
“我这一生，10年在基层，10年干共青团工作，还有10年干人大工作。”从70年代后期起，徐建春当过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在虽然退休在家，但是只要听说有共青团和青少年的活动，即使身体不好，她也坚持参加。
“我和共青团的感情太深厚了，我忘不了，是党和共青团培养了我。我每次参加共青团的活动，都有不同的感受。我看到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团的干部越来越年轻，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作为老团干，我是打心眼里高兴。”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上够学。我高小毕业就工作了，以后虽然也参加了很多学习，但总还是感到知识不够用，有的时候只能靠经验来弥补。”
徐建春家里请过好几个小保姆，都是从农村来的小姑娘，为了供家里的男孩上学，她们很早就到城市里来打工。徐建春对此特别痛心。她说，现在农村的教育比城市差多了，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大多也不如城市青年。可是没有文化就谈不上建设。有的农村青年重视赚钱，不重视文化，在女青年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有的女孩子能上完小学就很不错了。这也是一种悲哀。
徐建春自己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她参加年轻人的活动，总是和他们说，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素质。
说起现在的年轻干部，徐建春显得很兴奋：“他们都是有知识、有学历、有朝气的青年人。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很多事都不会，但是没关系，大家一起学。每天晚上，我给大家念报纸，学浸种、学发芽、学选种。群众认为合理的，我们就做。如果做错了，就改。这也算是走‘群众路线’吧。看到有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我特别生气。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贪污腐败。我常说，共产党给的钱足够用了，还要别人的干嘛？”
在徐建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老徐特别正直、特别认真。徐建春常教育他们，一个人光想着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疾苦，是不行的。
图为1957年，徐建春给毛主席点烟的情景。
本报记者 洪克摄
于果——中青报给我带来的“麻烦”
本报记者 李菁莹
于果还是于果。回到学校，摘下“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光环，于果很快回到学校繁忙的事务中———着手蓝天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新世纪的“一五”计划，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远程教育，把学校中专纳入国家统招计划。
对许多蜂拥而至的媒体，因为没时间，于果纷纷推辞了。“惟独中国青年报，有访必应！”再采访于果时，他的一句笑语把记者逗乐了。我相信这话的真诚。
于果笑称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每天一早，10多份报纸摆在面前，他必定准确地抽出中国青年报先睹为快，原因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我们观点常常惊人地相似”。于果把他对中青报的喜爱，推而广之到全校师生。蓝天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全国民办高校中惟一班班订阅中国青年报的学校。
“中国青年报的人物报道，我都仔细看，写得实实在在，可信！但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对象。”
于果和中国青年报结缘，是从本报给于果惹来种种“爱心麻烦”开始的。
去年7月，一封来自黑龙江某医院的求助信遥遥千里飞至于果手中。一名白血病患者在信中称：家境贫困，因无钱正准备放弃治疗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护士拿着一份6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篇报道《于果：一份遗嘱诠释生命奇迹》，说：“不妨找一下这个人。”我认认真真读完整篇报道，深深为您的人格所震撼，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延续，我一定向您学习……
于果很快给这名白血病人汇去了3000元。于果说，不能让一名热爱生命、追求上进的青年因为贫穷而失去机会！
又是一名白血病人，他的妻子第二次来到蓝天职业技术学院时，带来两封用毛笔书写长足2米的感谢信。她说，于果是他们夫妻俩的救命恩人。他们和于果并不相识，只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于果的报道。妻子抱着侥幸心理来到“蓝天”，希望于果拯救已无钱医治被断药的丈夫。得知患者是一名从事绘画艺术的年轻人时，第二天，于果从家中取来1万元现金，交到这对年轻的夫妻手中。
在诸多向于果求助的人当中，也有不为钱来的。“看了那份报纸，有一种冲动，觉得于果值得信赖，于是就来看看他。”有一天，一名女青年拿着一份中国青年报，走进了办公室，长久地沉默着。后来才明白，这名女青年千里迢迢从湖北来到南昌，就为了向于果宣泄一下因丈夫赌博而导致家庭不和睦的苦闷。
2000年9月11日，本报在头版大篇幅刊登了有关于果的第二篇报道《打造梦想之舟》，并配发短评《再说于果》。这是中国青年报第一次对一位民办教育家如此声势浩大地强势宣传，并由此拉开了中国青年报对民办高校教育浓墨重彩报道的序幕。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过您的事迹。”于果说，很多人见到他的第一面说的都是这句话。《打造梦想之舟》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于果身残志坚、艰苦创业，为民办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形象，深入人心，迅速成为青年人中的楷模和典范。全国各地的信件如雪片飞向“蓝天”，有渴望来“蓝天”求职、求学的，有向于果寻求帮助的、渴望于果指点迷津的……
2000年11月，于果荣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于果说，和中国青年报的这段缘，他会永远珍惜！
乔安山——延续雷锋的生命
本报记者 程刚
要找到乔安山很难。记者很幸运地“抓”住他的时候，乔安山刚刚从河南平顶山作完报告回到抚顺的家中。当天晚上，他还得起程前往江西九江，因为那里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给学生们讲一讲雷锋精神。像这样马不停蹄、辗转全国各地作报告，现在几乎成了乔安山的“正式工作”。1997年至今，乔安山走了全国100多个城市，作报告数百场，50多万人听他讲述过他的战友雷锋的故事。
6年前的乔安山与现在的他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1995年春，本报记者历经辗转找到乔安山时，他已经度过了长达30多年的隐士般的生活。在这30多年时间里，乔安山拒绝见任何记者，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雷锋精神报告会。所有这一切只因为：雷锋就是倒在他的车轮旁。乔安山总觉得自己对不住“班长”，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完成“班长”没有完成的事业，随时随地去像“班长”那样做好事。“那时候我不声不响地在单位在社会上做好事，每做一件事情我都会想，要是换了班长该咋做。”乔安山说。
1995年5月9日，本报“冰点”栏目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乔安山的故事》。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原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王兴东看到这篇文章，马上意识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他以乔安山为原型写出了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年电影在全国各地公映，乔安山的名字瞬息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随着电影的公映，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纷纷邀请乔安山前往作报告。“这之前我从来不出去作报告，”乔安山回忆说，“怎么说呢，那时候学雷锋的有些现象我看不惯，光喊口号了。我没想说也不会说，我只想着每做一件事情不能给班长丢脸。”
但近年乔安山慢慢开始接受一些单位的邀请。“我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多少呢？就算我全家人一起做又能做多少？如果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做，那社会风气不就好多了？”乔安山说。
乔家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将近12口寸的雷锋照片。“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看一眼，想想该做的我是不是都做到了。”乔安山说，“我是雷锋的战友，我一定要让班长的生命和事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图为乔安山当年和雷锋同志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李登海——世界级大科学家没有论文
本报记者 刘健 蒋韡薇
当他选育的玉米种子已经创造出世界最高单产纪录的时候，李登海竟然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有一年，他到某所著名的农业大学去看望同行，回来后感叹：“他们完了，不把功夫用在地里，光知道写论文。育出一个种子，竟能发出20多篇论文！”———而这时李登海已经选育出了20多个种子。
其实这些同行绝大多数都在沿着李登海开辟的学术路线走。李登海通过10余年的玉米高产研究证明，传统的平展型玉米杂交种不可能突破亩产700公斤的产量水平，从而率先确立了紧凑型玉米是我国玉米高产的主要途径的理论。李登海因此被称为“中国紧凑型玉米之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玉米高产栽培技术路线，丰富了我国玉米高产栽培理论。
虽然李登海不写论文，但如今，在大多数玉米育种专家发表的论文里，都回避不了李登海的科研成果———因为我国大约70％的玉米新品种，都是使用李登海筛选出的自交系材料育成的。依惯例，自交系的名称是一组阿拉伯数字。记者和他开玩笑：“你把它更名为‘登海××号’，所有这些论文就都有你一份啦！多省事！”李登海严肃地说：“那不符合学术规范。”
这人一点功名心没有。前年底，有关方面推荐他做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在最后一关落选了。他丝毫无动于衷：“这没什么。袁隆平评院士都用了10年时间。”
李登海在乎的是另一种功名。前几年，与他在世界玉米育种界并立潮头的美国先锋种子公司派一位副总裁前来试探中国市场。李登海领他到试验田里去转了转，让这位同行兼对手看看自己正在搞的新玩艺儿：“你们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先打倒我。如果你们的种子不比我好，干脆别来！”
现在，中国马上就要加入WTO了，美国的农产品正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但是，一个玉米，一个水稻，美国人是无隙可钻的，因为我们有李登海和袁隆平。据统计，李登海的玉米新品种累计为国家创造的效益已达600多亿元。
李登海在保卫着中国的玉米种子市场，然而这个市场目前却充满混乱。上一周，记者走进李登海领衔的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大红条幅跃入眼帘：“坚决依法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市场上假冒的“登海”种子层出不穷。过去两年中，在全国10余个省查到的假冒“登海”、“掖单”等系列种子，给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上千万元。
“以赚钱为目的，偷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强盗也不过如此！”李登海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是《种子法》立法的主要推动者，但对此他也毫无办法。“现在《种子法》已经出台实施了，但是在执行上遇到很多问题。在一些地方，执法机构不完善、不配套。假冒伪劣属工商管，种子生产经营属种子站管，而执法又属于农业部门管理。某些执法机构不能公正执法，甚至和经营假冒种子的不法商贩合作。打假难度实在太大。”
李勇——“背着爸爸上学”的孩子要考研
本报记者 迭目江腾
背着爸爸上学的李勇，曾经一片孝心动天下。如今，岁月流逝，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他。21岁的李勇正在西北师范大学赶学英语，准备报考研究生。
1996年3月6日，本报以《背着父亲上学》为题，报道了甘肃16岁的农村中学生李勇，为了养活偏瘫的父亲，背着父亲上学的感人故事。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由此拍摄了电影《背着爸爸上学》，在全国上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授予李勇同学“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李勇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和甘肃省十大杰出青年。
1997年6月，李勇的父亲病逝。这之后，李勇就将学校当做自己的家，一年四季吃住在学校。学校考虑到李勇的将来，于是干脆将其安排在校计算机房值班，让他自学计算机。1999年，李勇从庆阳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至西北师大攻读计算机专业。大学里，老师也觉得李勇信得过，于是李勇又接到了一份看守机房的好“工作”。
4月16日，记者见到了李勇。李勇说，这是份“美差”。他的专业课因为有师范基础，所以不觉得费劲。只是英语课是打ABC学起，难免有点吃力。不过，目前，学校老师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他觉得更应该珍惜时间，奋起直追。
李勇依旧是那样朴素。一件夹克衫洗得干干净净。当年，他用好心人捐助的5万元钱，在庆阳师范学校建立了“优秀困难学生奖励基金”，至今已奖励了好几届农村的优秀贫困生。他只抽出其中一小部分，准备供自己读大学。
从大一起，李勇就担任了计算机科学系学生党支部委员。
在大学上一年级时，他得知有人因患上精神疾病而辍学，心里十分难过。他想尽自己的力量为同学们办点好事。经过深思熟虑，征得学校领导同意，李勇协同其他同学利用暑假前往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宕昌县参加社会实践。同学们既帮助了当地机关干部学习计算机，又使自己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至今，有的同学提起来还觉得受益匪浅。
除此之外，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的李勇，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说，如今学习才是他的第一任务，考上研究生是他的近期目标，他想用优异的成绩去报答所有的好心人。
戴碧蓉——“小英雄”踏平坎坷
本报记者 吴湘韩 通讯员 刘安平
“上小学时，从语文课本中学习了您的英雄事迹。30多年过去了，仍能在报刊上经常读到老英雄的新鲜事迹，您是一面永不褪色的人生旗帜！”安徽省颍上县的一位中学教师最近给戴碧蓉来信说。
1979年，武警战士苏光国在《中国青年报》上读了戴碧蓉的感人事迹，萌生爱慕之意。他们由此走到了一起。
“既然我有勇气走上婚姻的圣坛，就应该力争使这个家圆满、和谐，让丈夫感受到家的温馨。”她用一只手学会了干所有的家务，无论是洗衣、做饭、切菜、打扫卫生……她都不用别人帮忙。
1997年12月，戴碧蓉患了癌症。许多陌生的好心人来看望她，并解囊相助。
“过去我凭自己的良知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社会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关心着我。我总在寻思着在有生之年如何回报社会。”她想，株洲有许多下岗工人，他们面临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需要有一个倾诉和排解情绪的地方，他们更需要理解，更需要得到诚心诚意的帮助，自己何不开通一条热线呢？
有关部门“一路绿灯”。1998年5月28日，“戴碧蓉热线”顺利开通。近三年来，这条热线不知给多少人带去了光明和温暖，让他们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今年2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戴碧蓉开办了包括热线服务在内的“戴碧蓉咨询工作室”。
随着她所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她心中一个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自己不应只是一个接受别人帮助和救济的弱者，而应成为一位强者去创造财富帮助别人。
戴碧蓉决定开办一个服装厂，让中小学生穿上“戴碧蓉”品牌的校服，一方面可以培养青少年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更多的残疾人和下岗工人创造就业机会。于是，她拿出了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资金，租赁了一处厂房和40多台高速电动平缝机，并到工商部门注册了“戴碧蓉”商标。
目前，戴碧蓉服装厂已经录用下岗工人和残疾人24名。名人效应立竿见影。湘阴县惠丽残疾人学校冲着“戴碧蓉”3个字远道而来订做了几百套校服。株洲市有关部门正准备批准其为定点校服生产厂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厂子不很景气，但好强的戴碧蓉说：“不管怎么艰难，既然做起来了，就要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