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舒尔茨这位人力资本领域的拓荒者，牵引着人们越过无知的黑暗，牢牢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经济理念，并引起了各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潮。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风驰电掣，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这位“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自是功不可没。

　 汤姆和约翰都是富甲一方的阔佬，他们各有三个儿子，每年的收入也大抵相当，可是他们花钱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汤姆将收入一分一厘地积攒起来，全部存入银行，打算死后平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衣食无忧，但对儿子的教育，却全然不顾。约翰却不同，他不是把钱存入银行，而是用来送儿子上最好的学校，接受一流的教育。若干年后，这两个家族的境况，也就大不相同了。汤姆的三个儿子，一无所长，不久便坐吃山空。而约翰的三个儿子，个个学有所成，不但收入不菲，而且见识不凡，整个家族由此更加发达起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千古道理。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多都犯了与汤姆同样的错误，他们以为只有物质资本，才可以创造财富，却不知道人力也可以成为资本，并且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生产率。认识的残缺，使得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都为经济增长中的三个难解之“谜”所困扰，一直到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书中，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令人困惑已久的三个“谜团”，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按常理，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资本会集腋成裘，变得又多又便宜，所以，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它，资本———收入比率应该不断提高。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比率却在持续降低。何以如此？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舒尔茨指出，这是因为传统理论以偏概全，只考虑到了物质资本，而把人力资本排除在外，实际上，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如果把这部分无形资本加到有形资本上去，资本———收入比率就会随经济发展上升。另外，传统理论认为，国民收入和资源耗费应该是同步增长，但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资源的消耗要快得多，这就产生了第二个“谜”。舒尔茨对此从两个方面作了解释：一是规模收益，一是人的生产能力得到长足改进，而且，后者较之前者，贡献要大得多。第三个“谜”，是二战后工人工资的大幅度增长，高工资从何而来？舒尔茨指出，天上不会掉馅饼，企业主也不可能大发慈悲，工人工资的增长，只能来源于人们对自身的投资，从而使素质提高，劳动效率大大改进。

　 其实，只要我们把历史往前翻几页，就不难发现，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它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早已隐隐约约地出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曾大胆地将全体国民后天获得的能力，全部算做资本。但长期以来，人力资本并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分析范畴。经济学家一谈到这个问题，都小心翼翼，如临深渊。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奴隶社会，人成了奴隶主的财产，纯粹是主人赚钱的工具，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

　 经过长期的斗争，人们才好不容易砸碎奴隶制，摆脱了奴役状态，并为此举杯相庆，欢腾雀跃。因此，要是有人把人看做可以增值的资本，就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招来万人痛骂。既然如此，还有谁敢捅这个马蜂窝，自找麻烦呢？但舒尔茨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毫不含糊地指出：传统的资本概念是不完整的，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应该包括体现在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如此，舒尔茨就彻底扭转了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了全新的阐释，使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为之豁然开朗。

　 人力资本如何形成？舒尔茨认为，关键是要对人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包括四个方面：教育与培训；医疗与保健；鼓励劳动力流动；引进高素质移民等。其中，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是最重要的途径，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舒尔茨测算，美国1929—1959年间，国民收入增量中，有29％～6％来源于教育。因而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舒尔茨特别强调教育投资，把它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而医疗和保健，一方面可以降低死亡率，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增强劳动能力，所以，它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于劳动者国内流动的支出，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它可以调剂各地劳动力的余缺，并使劳动者人尽其才。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则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方式，它不仅可以节省大笔未成年期的生育、抚养、医疗、保健费用，如果移民入境者有一技之长，特别是有高学历高素质的，那对本国来说，就有如天助，更是求之不得。

　 接下来，舒尔茨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他认为投资于人，比投资于机器、厂房等物质资本，收益高得多。同时人力资本投资，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对个人来说，人力资本投资能增加个人收入。对社会来讲，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可以提高社会生产率，扩大总产出。因此，舒尔茨直言不讳批评了那种重物不重人的投资理论。这与马歇尔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位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就曾经说过：“所有的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

　 如果说西方世界从林静山幽的田园社会，转变为机器轰鸣的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本的积累，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对于经济，就更具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今天几乎已是尽人皆知。但当我们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重新回到40年前，就不能不佩服舒尔茨的先见之明。